“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作为盗窃罪的基本行为定型，包含罪量要素，并且是最为典型与常见的数额型罪量要素。这表明，对于一般盗窃行为，原则法评价的基准是窃取的公私财物的价值。窃取的公私财物数额较大，升高盗窃行为的程度，赋予其刑事可罚性，这是传统结果无价值论支配下结果本位立法思维的产物。

　　“多次盗窃”的行为定型同样包含罪量要素。这表明，立法者不再关注窃取公私财物的数额，而将刑法评价的重点转向盗窃行为本身。盗窃行为的次数升高盗窃行为的程度，反复多次盗窃，即赋予其刑事可罚性。这是行为无价值论支配下的行为本位立法思维的展开。就其字面含义而言，三次以上谓之多。最高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本已将刑法的“多次盗窃”限缩解释为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刑法修正案八将“入户盗窃”和“扒窃”为盗窃罪的行为定型，意味着立法事实上废止了司释对“多次盗窃”的限缩解释，在某种程度上将“多次盗窃”的行为定型空洞化了。由此，如何具体界定“多次盗窃”，成为问题。

　　“入户盗窃”作为盗窃罪的行为定型包含暗示罪量要素。“入户盗窃”成为盗窃罪的行为定型，一方面表明刑法修正案八较之过去下调了刑法干预起点，扩张了刑罚处罚范围；另一方面，则反映了立法对盗窃行为的评价角度与基准的改变。顾名思义，入户盗窃法进入供他人家庭生活的与相对隔离的住所（包括封闭的院落、牧民的帐篷、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使用的渔船、为生活租用的房屋）进行盗窃的行为。立法之所以将入户盗窃为盗窃罪的行为定型，盖因入户盗窃并非单纯的盗窃行为，而是在盗窃行为之前附加了入户这一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过程行为。虽然“入户”未必当然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但入户行为本身即具有严重的属性与程度，一般情况下本可作为非法侵入住宅罪予以的刑法评价。立法只是基于司法追诉的便利与适当处罚的需要，放弃对入户行为属性与程度的评价，而将其作为一个评价因素，纳入入户后实施的盗窃行为的评价，使得入户后实施的盗窃行为作为目的行为，即使盗窃数额不大，亦因入户这一过程行为属性与程度的叠加，而升高其程度，具有刑事可罚性。

　　“携带凶器盗窃”作为新增的盗窃为定型，同样包含暗示罪量要素。“携带凶器盗窃”在文义上应做如下理解：（1）一般是指随身携带凶器进行盗窃。但在唾手可得的范围内携带凶器进行盗窃，如驾驶机动车实施盗窃时车上携带了凶器，亦应视为携带凶器盗窃。（2）是指在实施盗窃行为时携带了凶器，而不包括为实施盗窃而携带凶器。（3）是指在实施盗窃行为时客观上携带了凶器，而不要求实施盗窃行为时对被害人显示、使用凶器，后者已经超出盗窃罪的范畴，构成抢劫罪。即使行为人携带凶器的目的是因应实施盗窃过程中的不时之需，只要盗窃过程中没有对被害人显示、使用凶器，即应视为“携带凶器盗窃”。立法将携带凶器盗窃作为盗窃罪的行为定型，盖因实施盗窃行为时携带凶器，在他人财产法益的同时，还对被害人或者其他第三人的人身法益构成法所不容许的潜在，行为人亦比一般盗窃行为人具有更为严重的主观属性与主观程度。正是这一相对更为严重的客观与主观，使得携带凶器盗窃的行为定型，即使窃取的财物数额不大、次数不多、甚至未窃得财物，仍得认为具有较高的程度，应赋予其刑事可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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