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希雍虽非立于事件中心，但妖书一案中所涉关键人物均与之有密切交往。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考万历、泰昌、天启直至南明之党争关键，李太后对抗郑氏、福王，则可视作晚明党争肇始（65），陈先生所论晚明分野流变，实独辟蹊径之说，。紫柏在盛名之下，又着力讼憨山之狱、矿税之弊与方册藏之举，其行事之举，定会为慈圣皇太后及其后党于朝廷内外树新敌，而在党争最激烈之时，为保后党无虞，紫柏自然也成为被的角色。缪氏以医学佛，本与国本无干，亦未参与佛道之争。但以缪氏禀性，行医学佛，均未改其关注国事、天下事的执念。撇开佛性，希雍与紫柏、憨山其实性情相近。“妖书案”的出现及其扩大化，体现着明显的权争的理，本为边缘人的缪希雍也未能幸免。真可逝世后，缪希雍与于玉立继承真可的遗志，为憨山大师在庐山五乳峰法云寺捐置香火田，使其安居（66）。紫柏真可以振兴佛法为己任，且关注国事民生，以出世身做入，成为晚明佛教复兴运动中与憨山德清并称的积极救世且救法的佛教大师。医之救人，与佛之渡人，士之报国，万法归，其实都有着同样的。

　　由此观之，无论是《嘉兴藏》，还是妖书案，书籍的刊布与流传在明代的社会都有着重要意义。而儒医正是由于其通晓文本知识，得以遍交士林，进而卷入明代大的事件中。故晚明特殊时代氛围之下，话语一直渗透于日常中，地方社群、教、士人生活，乃至医者均裹挟其中，朝野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记载天启年间王绍徽所作《点将录》，以东林诸人分配《水浒传》一百八人姓名，称希雍为“神医安道全”，赞其医术高明（67）。但翻检存世的明刻本王绍徽的《东林点将录》，所列“神医安道全”为地灵星神医手云南道御史胡良机（68）。《四库全书总目》亦称：“其书以《水浒传》晁盖、等一百八人天罡地煞之名，分配当时缙绅，今本缺所配孔明、樊瑞、宋万三人，盖后人传写佚之。卷末有跋，称甲子乙丑于毗陵见此录，传为邹之麟作，所列尚有沈应奎、缪希雍二人，与此本不同。盖其时门户蔓延，各以恩怨为增损，不足为怪。”（69）缪希雍一生虽未仕宦，但与东林士人往来密切，不可避免地卷入纷争中。“门户蔓延，各以恩怨为增损”之语，可谓一语道破。

　　余年二十五(1587)，而友于丁子长孺。一日，长孺谓予曰：“今海内有奇士缪仲淳者，子知之乎？”余曰：“未也。”曰：“其人孝于亲，信于朋友，尘芥视利，丘山视义。苟义所在，即水火鸷赴之。”余叹曰：“世有斯人乎？”越三年(万历十八年，1590)，忽遇于内弟王兴甫所，欢相持曰：“此为仲淳矣。”当是时，兴甫得异疾，勺水不下嗌，诸医望而走，一息未绝耳，仲淳为去其胁膈中滞如铁石如拳者二，兴甫立起。肃衣冠，陈酒肴，拜仲淳。余惊曰：“闻君高义，不闻君良于医如是。”仲淳笑曰：“吾少也病，而习之颇得古人微处，语，不解也。”（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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