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晚明儒医缪希雍行医交友处事的日常生活，考察江南文化、生态与医者生活际遇间紧密联系。透过缪希雍的游走与言行，可观察医者眼中之晚明生态；借由江南士吏对其的描述赞语，亦可探寻儒者对于良相医国的理解与期待。

　　缪希雍由儒入医，虽未涉事政坛，但因医病关系、士医交往，不自觉卷入晚明风潮中。缪本人的性情亦医、亦儒、亦侠，所交往之士林友人、佛界名僧也大多志趣相投。托“风雅”冯梦祯为嘉靖杨继盛作传，与金坛于玉立、长兴荐、同里钱谦益诸人订金兰之盟，助紫柏大师刊刻《嘉兴藏》，交知高攀龙等，均可见其道同相谋的态度。又曾任阳明心学正传福建巡抚许孚远的幕僚，为尚宝司丞徐贞明策划在北方兴水田，为常熟县令杨涟就邑之兴废利病献策，一展经世致用的抱负。缪医术高明，令名远播，得以“列贵秩、班近臣”（99）。他不仅在与东林士人交游之时畅言，还因个人行医交谊的际遇，一度有过“平天下”的经世实践。“上医医国”作为春秋早期医者理想的一种隐喻，在晚明缪希雍得到了诠释。

　　有意思的是，缪希雍作为一名医者，其著述主要在于医学，因此较少以诗文记其自身与友人行状，反是在冯梦祯、高攀龙、钱谦益等名家士吏之笔下，留下医术高明、义侠云天的形象。借由此种“反向投影”式的聚焦，方才见到缪作为医者和医者之外的“良医”、“良相”之举。无论是“无一俗滞态者”、“海内奇士”、“义侠”、“布衣韦带”等或身后名号，还是“觉休”、“海虞遗民”的自称，对医者的评价以及医者的定位中都逃不脱的评判，不仅是精湛的医术，更看重其兼济天下的胸怀。由此观之，士人对医者的评价中，的因素也是存在的。它不但是流传撰述的一部分，也决定了哪些医者会得到关注，哪些医生的事迹会受到记录、辑存。列为方技的医者，从来不是历史书写的主体，能进入书写者视域的乃在于他们的言行或学术可以成为后世资治的范例。“余虽昬耄，尚能为仲德详叙上医医国之事，如太史公之传扁鹊者，姑书此以俟之” （100）。藉由晚明士人言思的亲身参与，到付诸笔墨的记载流传，均表达其论治的及对时代遭际的感慨。行医本身不是目的，行医背后的大道才是真意，从这个意义上去看，医与士之理想在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由此而论，上医医国，既是医者的期许，也寄托着士人的天下理想。

　　借助缪希雍也可以看到，由儒入医者，儒与医的心理身份与社会身份实难区隔，从另一侧面也说明儒医的专业界限并不清晰，不论是生活方式，还是理想，都极为交错。缪希雍所代表的儒医形象，实彰显了晚明特殊的时代，与晚明大多数士人一样，缪迫于生计，在教书、堪舆、行医和游幕之间不断变换职业，但兼济天下的始终未放。波云诡谲的变动之下，立庙堂之高者，尚难独善其身，处江湖之远者也难免受到波及。更何况晚明的江南与朝堂之间，本就有切不断的经济、文化、与人际关联。社会危局之中，理想化医者和士人的抱负与胆气固然可贵，但还是不能不在现实的泥淖之中去寻找希望，“上医医国”在这样的时刻更为可贵。钱谦益谓：“仲淳天资敏捷，磊落瑰伟，从紫柏老人游，精研教乘，余事作医，用以度世耳。”（101）作医以度世，正道尽缪希雍之，亦未尝不可作为晚明儒医社会角色之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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