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藏》按紫柏大师的规划，筹资刊刻均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缪希雍也乐在其中，医禅互参，颇有。钱谦益在为紫柏作的序中说，“白衣缪仲淳执侍左右手自翻写者”（44）。有点火爆脾气的缪希雍学习的态度十分认真，抄真可著作，犹如金刚遇佛祖一般。在另文中，钱谦益又记，缪希雍“从紫柏老人游，精研教乘”（45）。冯梦祯亦言，“仲淳少年有四方之志，如莫邪，精色射人，不可抑遏，比遇达观可禅师，有所开发，始尽悔其少习，而知己纵谈，或酒后则狂奴，故态犹在”（46）。静心，终有所得，以至于行医遇惑时，亦会想到用禅定的方法寻求解决之道，“余观其理积疴，起奇疾，沉思熟视，如人禅定。忽肰而睡，焕肰而兴，掀髯奋袖，处方撮药，指麾顾视，拂拂肰在十指涌出”（47）。在自著的《神农本草经疏》中，他还以来为医要等心施治，不要因病人之而厚此薄彼，“医师不患道术不精，而患取金不多。舍其本业，专事旁求，假宠贵人，冀其口吻，以希世重。纵得多金，无拔苦力，于当，岂不酬偿？作是思惟，是苦非乐。故当勤求道术，以济物命，纵有功效，任其自酬，勿责厚报，等心施治，勿轻贫贱，如此则德植厥躬，幽赞矣”（48）。医书之中，佛理洋溢。

　　与当时一般文字的禅僧不同，紫柏极重视文字经教，“凡佛，不通文字般若，即不得观照般若；若不通观照般若，必不能契会实相般若”，“文字，佛语也；观照，佛心也。由佛语而达佛心，此从凡而至也”（49）。缪希雍《祝医》五则，亦强调读书识字的重要性，“凡为医师，当先读书。凡欲读书，当先识字。字者，文之始也。不识字义，甯解文理？文理不通，动成窒碍”，“望其拯生民之疾苦，顾不难哉？”医生应该“读书穷理，本之身心，验之事物，战战兢兢，求中于道”。只有读书习字，才能更好地掌握医理，习医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悟道。学佛自识字始，读经自识字始，习医亦自识字始，缪希雍可能由此找到儒、医、佛三者相通的。

　　在藏经的编纂中，缪希雍与于玉立兄弟、王肯堂、冯梦祯等多有互动。于玉立(中甫)于万历十一年(1583)中进士时，缪希雍恰好在镇江，特地迎其荣归（50）。王肯堂、冯梦祯亦是紫柏大师的。冯梦祯为诸多佛堂写过记、塔铭、碑文、疏等。在藏经刊刻中，助力甚多。冯梦祯还曾托缪仲淳为戴升之料理药铒（51），一方面礼佛，另一方面也借佛缘得到医生的治疗与照顾。就刻藏一事，紫柏大师还写信给于润甫，请他多关照缪希雍。此外，缪希雍在忙于堪舆时，紫柏大师还拜托邹元标多加扶持，（52）亦可见紫柏与仲淳俩人相互关怀的友谊。万历二十七年(1599)秋，缪希雍代紫柏老人专程拜访汤显祖(1550-1616)于临川。曾于万历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1593-1598)任浙江遂昌知县，是年，汤氏弃官家居，缪氏适在江西游历，遂登门拜访。万历二十八年(1600)，缪希雍还致书汤显祖，劝其返任。汤氏有书及诗奉答，“留一官，止是缱人物耳。知游中似兄无一俗滞态者，更能几人”（53），还很羡慕缪的洒脱。缪希雍还经常关心汤显祖的身体状况，“不成何病瘦腾腾，月费巾箱药几楞。会是一时无上手，古方新病不相能”（54）。《嘉兴藏》非一人之力可为，是一项耗时、耗财、耗力之事，需志同道合者通力合作。通过《嘉兴藏》这一事业，将医、士、佛之间相互联结，形成了一个士庶、僧俗共享的文化圈，缪希雍在其中很受大家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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