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江南医者，与朱震亨一样，缪希雍的家族，早年丧父，研读医书，积极与士交往，延续了宋以来儒医的文化形象，而游走播迁，兴经世之举，又有着鲜明的晚明时代表征。晚明社会对于无望的士人，提供了多种谋生的途径，同时也可通过参与地方事务来拓展其名声。缪希雍行医游走间，视士人直吏为知己，以医道体察世情，以儒学提升。医术高明，又身负经世之才，甚至为幕僚参与实务，北师经营水田，南下福建参与海防。对于缪希雍而言，行医谋生实际只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治病救人的同时仍可继续他的经国大策，并且成为其扩大人际交往与社会网络的一种方式。而此种丰富精彩的传奇人生，更能得到一般文人的认同。在同里赵用贤、金坛王肯堂、长兴荐、“风雅”冯梦祯的眼中，缪不仅医术高明，而且熟稔经典，精通堪舆，甚至长于水利论策。异业而同道，以经世为指归，缪希雍所代表的形象，实彰显了晚明特殊的时代。

　　缪希雍自号“觉休”，尝从紫柏大师学佛（41）。“觉休”者，可能也是自悟自醒，万事可休可放的意思。与时人眼中希雍电目戟髯、快意恩仇的形象相反，却暗合“花开生两面，人生佛魔间”的禅机。至于缪虽交游士林，但远离庙堂，为何又会卷入事干国本之争的“妖书案”，与一众入佛之士林友人均深受，个中缘由十分复杂，需从紫柏大师及其主持刊刻《嘉兴藏》言起。

　　紫柏大师(1543-1603)为明代四大高僧之一(另三位为憨山、莲池、蕅益)，俗姓沈，字达观，名真可，江苏吴江人。十七岁出家于虎丘，嗣后四方。紫柏在过程中，发现以往的梵夹本《大藏经》卷帙浩繁，无论是讲读，还是流通都诸多不便，于是发愿重刻《大藏经》，以便流布与研读。明代嘉兴地区私人藏书兴盛，不仅有众多的藏书楼，还有大量知名的藏书、刻书家。万历十年(1582)紫柏南还嘉禾(嘉兴)时，便集资创刻。十七年(1589)由其道开、如奇等开刻于五台山妙德庵。四年后，因“冰雪苦寒”移至浙江径山寂照庵续刻，后又迁至化城而完工。真可所倡刻的方册《大藏经》，因其发行于嘉兴楞严寺，故名《嘉兴藏》。藏经的刻印与流通早期多以官修形式来完成，《嘉兴藏》的刊印显示了佛教经典知识的普及化（42）。

　　缪氏何时从紫柏大师游并无明确记载，但可以确定的是紫柏“南还嘉禾”，为方册《大藏经》募捐时，缪希雍任筹集资金的缘首。当时募款者还有陆光祖、陈瓒、管志道、冯梦祯、金坛于玉立、丹阳贺学易、吴江周祗、沈演等及紫柏法眷(共行的道友)（43）。其中，冯梦祯、于玉立等均与缪氏相知，早年相识的王肯堂也因学佛之因，参与紫柏主持的刊刻大业中。围绕紫柏大师刊刻《嘉兴藏》，聚集了一批尚佛士人，也包括缪希雍、王肯堂这样亦儒亦医的名医。从另一个角度讲，因为《嘉兴藏》的刊刻，使士、医之间有了更多的思想交流与社会交往，其命运也有了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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