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荣，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文章原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本文试图以晚明儒医缪希雍行医交友处事的日常生活，江南文化、生态与生活际遇间的紧密联系，展现晚明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径，探寻儒医在政潮风云中的济世之道。缪希雍由儒入医，虽未涉事政坛，但因医病关系、医学传承，不自觉卷入晚明风潮中。参与《嘉兴藏》的编纂，与万历太子案关键人物均有交涉，后世所传天启年间阉党所编《东林点将录》中“神医安道全”甚至疑为缪希雍本人。在冯梦祯、高攀龙、钱谦益等名家士吏之笔下，留下医术高明、义侠云天、亦儒亦医亦侠的至情至性形象。借由此种“反向投影”式的聚焦，可以看到缪希雍作为医者之外的“良相”之举。缪希雍以“觉休”、“海虞遗民”自称，放逐；江南名士却呼之以“海内奇士”、“义侠”、“布衣韦带”，引为同道。缪希雍的医术、性情、行事，堪为“上医医国”理想的典范诠释。波云诡谲的晚明变动之下，立庙堂之高者尚难独善其身，处江湖之远者也难免受到波及。晚明的江南与朝堂之间实有切不断的经济、文化、与人际关联。“上医医国”既是医者的期许，也寄托着士人的天下理想。

　　仲淳电目戟髯，如世所图画羽人剑客者，谭古今国事成败、兵家胜负，风发泉涌，大声殷然，欲坏墙屋。酒间每谓余曰：传称“上医医国”，三代而下，葛亮之医蜀，王猛之医秦，繇此其选也。以宋事言之，熙宁之法，泥成方以生病者也；元祐之政，执古方以治病者也。绍述之，不诊视病状如何？而强投以乌头、狼毒之剂，则见其立毙而已矣。子有医国之责者，今将谓何？余沉吟不能对。仲淳酒后耳热，仰天叫呌呼，痛饮霑醉乃罢。①

　　崇祯六年(1633)，江左大家、文坛盟主钱谦益(1582-1664)在缪希雍逝世后六年，特为其遗稿《本草单方》作序。“仲淳”即缪希雍(？-1627)②，号慕台，原籍海虞(江苏常熟)，后寓居浙江长兴，迁居江苏金坛，悬壶行医于江浙一带。缪希雍与钱谦益交好，酒酣之际，放言。缪以医病喻国事，上医医国，贵在得方，并以此问钱谦益。钱沉吟之间，虽然难以直对，但对缪希雍的医侠风度显然极为钦服。大声在耳，酒杯尚温，但已物是人非，钱谦益未尝不希望有一良方猛剂救世于将倾。国事如医理，医者悬壶济世，相者定国策平天下，良医良相均以济世救人为宏旨。只是医者通过救人而济世，而相者通过救世而活人。在朝为臣的钱谦益和在野为医的缪希雍，可能有着共同的感慨。

　　明中叶以来，受政坛纷扰的影响，朝野上下对于倾注了极大的关注。谈兵与论治，成为士人的常议话题③，对医者的评价亦裹挟在其中。源自春秋时期“上医医国”的寄托了对医者的理想，“上医医国”论出自《国语·晋语》，“平公有疾，秦景公使医和视之。……文子曰：‘医及国家乎？’(医和)对曰：‘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④。医和故事之所以载录流传，是因其中的君臣应答深具精义⑤。医者在面对国君的治疗时，上升到医国的境界，实不亚于辅弼君主的相臣。汉代王符《潜夫论》称：“上医医国，其次下医医疾。夫国，故治身之象。疾者身之病，乱者国之病也。身之病待医而愈，国之乱待贤而治。”⑥国之病如身之疾，待良医、良相而治。“胸次岂无医国策，囊中幸有活人方”⑦，“万金不换囊中术，上医原自能医国”⑧。上医医国的寓言，寄托着医者的救世理想。宋以后“儒医”称谓的产生，更是强化了医者济世的理想⑨。至明清大量医书序言，乃至插图画像，也都着力于对儒医形象的塑造⑩。然而在历史的书写中，真正能参与到实际与国事处理之中被加以记载流传的医者寥寥可数，所谓“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反而强化了人们将医视为儒的附庸的意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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