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者以医道比治道，而士常以治道喻医道。缪希雍契弟于玉立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曾上《朝廷晏安乞励精改图以救疏》，将身体与国家相比喻，“臣惟天下之治乱，关于政事，政事之得失，出于君身。譬若人之一身，君其心也，纪纲政令脉络也。内而宫闱，外而四境，远而边鄙，则五官六府、四肢百骸也，使此心不正，则六脉不调，百骸失理。比其，且弗克自保，矧伊积弱，必贴危亡。以臣观于今日之君身，今日之政令，今日之天下，势甚抢攘，危于累卵。使贾生而在，其，长太息者，当复如何，臣不避。”（92）将整个国家比喻成身体，六脉不调，百骸失理，今日形式危若累卵。康熙年间，生员夏敬渠(1705-1787)在《野叟曝言》中，塑造了一位大致生活在明朝成化、弘治年间的儒生文素臣，挥毫作赋、抵掌谈兵之外，还间涉岐黄、肩随仲景。不仅在朝廷除奸祛邪，还在民间救死扶伤（93）。然而现实中的夏敬渠，科举屡经，尽管他精通儒学经典以及历算、医学等各门技艺，却无法实践其医国的抱负（94）。夏敬渠借用“文素丞”医国医人之举，构建了中国文人对医学与的想象，充分表达了“上医医国，下医医人”的士阶层文化观念（95）。清代名医徐大椿(1693-1771)则：“治身犹治天下也，天下之乱，有由乎天者，有由乎人者。所用之药，各得其性，则器使之道。所处之方，各得其理，则调度之法。能即小以喻大，谁谓良医之法，不可通于良相也？”（96）虽以小喻大，但其理实则一致，“医道通治道”。名士以医论国，名医以医喻国，医道与治道同，而医与士借此有了对话的空间。

　　晚明科举一途难以容纳，知识群体谋生的多样化，“四民异业而同道”的治生观念，使得原有阶层的壁垒打破，使得大量士人所学，投向其他技艺，对于科举落第、失意、落魄文人，医学成为其济世问道的凭借或展现。对于“医国”的想象一直存在，如何内忧外患，以重建阳刚健全的社会。医士交游，评点国事，以此行道。东林之经世抱负，延及复社至几社，正是这样一种医国的热情，使得在易代时也有一批既士又医的遗民，如傅山、李延昰者，四方游走，以医掩其踪迹，依然保持了他们对时局的关注（97）。然而晚明病急乱投医，各种的滋长与斗争，更反射医者的热情与无奈。缪昌期、杨涟等东林人士先后害，“良友凋伤，百念灰冷”，缪希雍由于医名掩身，行踪不定，才幸免于难。但在上，不复有之志，“予既不事王侯，独全微尚，幽栖自遂，远于尘累，以保。然无功及物，亦凯之怀乎。于是搜辑医方，用存利济”（98）。世变之后，缪希雍放下雄心，回归医者的本位，辑医方，济，以此来延续对道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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