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难免不被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因此，这是笔者为什么说，虽然我国高等学校第四轮学科评估迫于压力，“仍沿用上轮的评估方式，暂不增列‘A类期刊’指标”，但在指导思想以及相关重大问题上并没有得到任何解决的重要原因。以上海财经大学常任轨教职学术刊物期刊等级分级目录为代表的学术评价体系从根本上是与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背道而驰的，是与、教育部近年来不断强调的学术价值取向——以中国方式、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研究中国问题，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主导思想背道而驰的。

　　此外，上海财经大学常任轨教职学术刊物期刊等级分级目录为代表的学术评价体系不仅助长了我国经济学教育以（数学和建模）工具而非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式，而且也中国问题意识，从而导致了脱离实际的不良学风。在我国一些名牌大学，评教授已经不看国内期刊发表的，更不看研究在解决中国实际经济问题中的作用，只看在国外所谓“”和第一类等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大学某文科学院的一位40岁左右的副教授曾告诉笔者，他根本无暇关心现实问题，只是整天琢磨着如何迎合国外期刊的口味，在这些期刊上发表论文，否则就别想晋升教授。早在30多年前，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就将这种现象称作是“智力外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热衷于与其经济发展毫不相干的“高深”数学模型，盲目地推崇在国外主流经济学上发表论文作为经济学家的标志，而对发展中国家急需解决的技术创新、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贫困、失业、教育、农村发展和等问题却毫无兴趣。这种学术评价受制于国外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严重了解决中国重大实际经济问题的指导思想，助长了“依附型经济学”和挟洋自重的恶劣学风，打击了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民族自信心。早在2006年，笔者就已指出，在当时的我国已经出现了“依附型经济学”的发展趋势。（贾根良、黄阳华，2006）因此，如何在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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