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女人的态度呢？尽管相当数量的女人对物品兴趣索然，[5]甚至表示反感（估计数量不多，如果把心理上的反感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反感区别开来的话，某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对的反感其实更多属于后者），但她们对于男人接触物品却通常不会强烈反对。倘若半夜起床发现自己的丈夫/男友偷偷观看视频，大多数女性虽嗤之以鼻，但总体上仍可视而不见。女性对于的模棱两可不难理解，虽然担心自己的丈夫/男友因过多接触物品而可能削弱对自己的性趣，但她们也可以在另一方面获得安慰——物品可能会让他们变得更加安分一些，男人们的性多样化需求可以在虚拟的世界里获得替代性满足。实际上，即使女性对物品普遍，她们也无力左右局面，这是女性在社会中地位和实力决定的。只要男人想要，单靠女人的力量是不了的。

　　如果禁忌不可能起始于社会契约的形态，家长主义的因素就浮出了水面。扮演家长角色的，可能是家庭或家族中的长着，也可能是部落的酋长、部落联盟的首领或国家的者，当然，也包括现代国家的。“家长”之所以能够或，是因为他们拥有；“家长”之所以有动机这么做，是因为他们足够深谋远虑，已经认识到的危害（不论），从而断然采取了对社会负责任的措施。至于“家长们”自身是否还拥有对的渴望以及他们在下达之后能否继续接触之类的问题，就无需考虑了。

　　只要“家长们”相信，家庭或社会可能会因为于而妨碍实现其他更为重要的目标，就足以促使他们发出“禁色令”。与此同时，被家长们左右的社会也会把描绘为“”（带有“”的意思）；而“物品”，也就自然成为“腐蚀心灵”或“风气”的“洪水猛兽”了。由于越是体制的者就越需要被者保持“”的心灵，所以毫不奇怪，在体制的国家里，我们可以观察到对待更为的态度。此外，由于性压抑意味着减少性信息的供给量和流动性，所以较之性的社会，我们可以在性压抑的社会里观察到对物品更为强劲的需求。[6]

　　最近几十年，随着物品越来越多，越来越容易获得，人们对待的态度反而变得越来越宽容了。这种态度的转变是全球性的，也是跨文化的。[7]在法律领域之外，“”这个词基本不用了，代之以“”、“”或“”等不含或略含贬义的词汇。二三十年前几乎没人敢于公开说自己曾经看过影片，如今的情形却显然倒过来了，坦率承认曾经接触过已经不再令人羞愧，而公开声明自己从未看过视频反倒特别需要一些勇气（主要担心是自己的性取向受到怀疑）。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此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另一方面则是人们经验地觉察到，其实没那么，泛滥并没有增加人们（包括男人和女人）在性或性竞争方面的不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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