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之后，在和阿加•克莱默（Arjo Klamer，1984）的一次会谈中，卢卡斯评论说，“我想索洛除了讲个笑话以外，并没有谈到问题的实质”。而在同期的另外一篇中，索洛则解释了他不愿意与新古典派的经济学家们较真的原因：“设想一下，有个人来到你现在坐的位子上，然后告诉我说，他就是拿破仑·波拿巴。那么，我会和他讨论奥斯特里兹战役中的骑兵战术吗？我要是这么做，不就等于默认他真是拿破仑·波拿巴了吗？”

　　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该领域不同派别的对研究目标的分歧。卢卡斯的抱怨似乎是，索洛并不尊重新古典经济学提供的更严格的分析框架。而索洛则是在，卢卡斯未能认识到市场出清假设的不现实性。他们都有自己的道理，从科学研究的立场来看，新古典派的严格推理更有号召力；但从工程应用的角度来看，追求这种严格的代价太大了。

　　我非常重视这场争论的本质，不只是因为它反映了科学家和工程师之间的紧张关系，还因为这有助于解释新一代经济学家们的学术选择。大师们的相互挖苦吸引了众人的关注，就像酒吧老板策划一场斗殴来招揽顾客一样。但这对宏观经济学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不奇怪的是，很多年轻学者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把注意力转向了商业周期之外的其他领域。

　　过去有格言说，科学是伴随着葬礼而发展起来的。今天，随着预期寿命的延伸，更准确（但缺乏文采）的表述应该是，科学是伴随着退休而发展起来的。在宏观经济学领域，随着老一代的大师们相继退休或者接近退休，新一代的、接受了更宽容的文化的经济学家们已经占领了阵地。同时，一种新的理解经济波动的共识已开始浮现。已经有人（Goodfriend and King，1997）把这种共识命名为“新新古典综合”。这种综合模型也已被广泛应用于货币政策研究（Clarida、Gali and Gertler，1999；McCallum and Nelson，1999），对其最广泛的拓展则要归功于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2003）的杰出论文。

　　与早期的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相似，新的综合理论试图把之前相互对立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从新古典模型那里，它借鉴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把偏好、约束和最优化作为出发点，在这些微观经济学基础上进行分析。从新凯恩斯主义模型那里，它借鉴了名义价格粘性，用来解释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发挥的真实作用，最普遍的做法是，假定垄断竞争厂商并不是随时调整价格，从而导致价格变动呈现所谓的“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新综合理论的核心是，经济体是一个动态一般均衡系统，由于价格粘性的存在（或许还加上其他市场不完备因素），会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