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新凯恩斯主义研究的三次浪潮对微观经济学进行了合理的补充，有助于解释看不见的手与宏观经济的短期失调之间的矛盾，让我们可以明白，当存在价格粘性、预期、价格制定者的激励机制的时候，市场将如何发挥作用。在科学研究方面，这些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当然，鉴于本人也是参与者之一，这样的评价可能有失公允）。这些研究并没有掀起新一轮，本来也没有打算如此。相反，当时的方向是的：目标是在新古典经济学之下的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理论。

　　那么，这些研究在工程应用方面成功吗？是否帮助政策制定者设计出了更有利于调节商业周期的政策？对此我的底气就要差很多了，原因稍后再说。

　　但很显然，与新古典主义的学者相比，新凯恩斯主义者在气质上更倾向于成为宏观经济的工程师。至少就我所知，在新古典派的阵营中，还没有哪位大师离开学术圈、去公共政策领域担任过重要职务。相反，新凯恩斯主义者就如同早期凯恩斯主义者一样，有许多人愿意离开象牙塔几年时间，去服务。这里面包括斯坦利·费舍尔）、劳伦斯·萨默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珍妮特·耶伦、约翰·泰勒、理查德·克拉利达、本·伯南克以及我本人。前四位经济学家是在克林顿时期参与执政的，后四位是在小布什时期。因此，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上的左倾或者右倾，在更大的程度上，似乎是纯科学家与经济工程师的分野。

　　有关长期经济增长的理论和研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列，但有必要指出，这方面的线年代吸引了许多宏观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在诞生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短期波动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题，有关长期增长的研究偏离了这个方向。

　　经济增长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背后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保罗·罗默（1986）和其他学着发表了多篇颇有影响力的论文，提供了一整套新颖的思想和工具，来分析经济学中最有魅力的课题之一——富国和穷国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其次，学者们得到了新的跨国统计数据，可以对不同的理论进行系统验证（Summers and Heston，1991）。再次，90年代的美国经济正在经历历史上最长的增长。许多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者是由于国民经济的恶化才被吸引到这个领域的，与此同理，90年代经济的健康增长则对那时的学生们显示，商业周期理论不再有那么重要的应用价值了。

　　可是，90年代少壮派宏观经济学家的关注点从短期波动转移到长期增长，还有第四个、也是更难以启齿的原因，那就是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的世界观的冲突。新古典派的领军人物卢卡斯，“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往往引不起听众的严肃兴趣”，与此同时，新凯恩斯主义的挑头人同样不客气。索洛（1980）在就任美国经济学会的中就提到，新古典派的经济学家们以假设来排除工资和价格粘性，以及市场不能出清的可能性，乃是“愚蠢的”。他说，“我记得自己读到过一篇文章，说到科学家们还没有搞清楚长颈鹿的心脏如何能向自己的头部充分供血。但是很难想象，有人居然会就此得出结论说，这些生物的长颈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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