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的引文中可以看出，新古典运动的参与者并不羞于表达自己的志向，也很为已有的成就感觉自豪。在1980年发表的名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终结》的文章里，卢卡斯做了更直白的评论：“在40岁以下的优秀经济学家中，已经没有人把自己和自己的研究称为‘凯恩斯主义’了，把某人列入‘凯恩斯主义者’甚至会招来。在研讨会中，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往往引不起听众的兴趣，大家会交头接耳地开始说笑。”然而，就在卢卡斯给凯恩斯主义说风凉话的时候，“新凯恩斯主义”已蓄势待发。

　　被凯恩斯的商业周期理论吸引过来的经济学家们一直为微观基础的问题所困扰，克莱因在1946年写过一篇文章（也是最早使用“宏观经济学”这个术语的文章之一），他是这样起头的：“许多新兴的经济模型，特别是商业周期理论，都没有紧密涉及个体家庭和企业的行为，然而，这些当事人的行为绝对是所有经济模型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现代经济学家都是古典派的。我们都给学生们上关于最优化、均衡和市场效率之类的课。那么，该如何综合这两种观察经济的视角呢？一种的基础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供求曲线，另一种则是凯恩斯关于总需求不足的经济缺陷的分析。自宏观经济学作为的研究领域兴起以来，这一直是个深刻而恼人的问题。

　　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者，例如萨缪尔森、莫迪格利亚尼和托宾，认为自己已经通过所谓的“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协调了上述矛盾。这些经济学家相信，斯密和马歇尔的理论在长期是有效的，但在短期内，看不见的手却会像凯恩斯所说的那样失效。时间长短之所以有影响，原因在于某些物品的价格（特别是劳动力的价格）调整速度比较慢。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者相信，现实经济会逐渐实现古典模型所描述的均衡，但凯恩斯主义模型却更好地描述了短期的经济状况，因此，价格水平可以合理地认为是预先给定的。

　　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在逻辑上是连贯的，但还是有含糊和不完整的地方。新古典派的经济学家们对这些缺陷的态度是综合，另起炉灶，而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则认为其中还有很多值得的内容。他们的目标是用微观经济学的工具为早期凯恩斯主义不完美的给出更精确的解释。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就像40年代建成的房子：新古典派看到了它过时的一面，认为应该拆除；而新凯恩斯主义者则非常欣赏过去的工艺，希望通过大修来重现其风采。

　　能准确判定为“新凯恩斯主义”的第一批研究（Barro and Grossman，1971； Malinvaud，1977）是针对一般不均衡问题的。这些理论试图把工资和价格水平作为给定条件来对待，利用一般均衡分析的工具来解释市场不能出清时的资源配置状况。其重点在于，一个市场不能实现出清将如何影响相关市场上的供求。根据这些理论，现实经济可能有多种不同的状态，具体的取决于哪些市场上供给过剩，哪些市场上需求过剩。最有趣的一种状态——也是最符合经济衰退的状态——被称为“凯恩斯主义”状态，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出现供给过剩。在这种状态下，由于劳动力需求太低，无法在现行工资水平上实现充分就业，失业率就会上升；而劳动力需求少，则是因为企业在现行产品价格水平上无法售出自己期望的产品；对企业产品的需求不足，则是由于许多消费者都处于失业状态。也就是说，衰退和萧条源自需求不足的恶性循环，因此对需求的刺激可以产生乘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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