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给读者们留下了一个清晰的印象：最近以来有关商业周期的理论，无论是来自新古典派还是新凯恩斯主义派，对实际政策操作的影响都几乎为零。梅耶关于经济波动和货币政策的分析非常深刻而精巧，但丝毫没有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痕迹。对于那些于1970年前后在校园里学习过主流的新古典—凯恩斯综合理论、却不清楚后来的理论进展的人而言，梅耶的分析方法常熟悉的。那么，我们可以就此以为，梅耶采用的世界观早就过时了吗？其实不然，他的分析方法界央行的经济学家们中间非常普遍。

　　许多学者相信，央行的操作已到了有关规则和相机操作的研究的强烈影响，特别是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Kydland and Prescott，1977）开创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的研究。有两方面的制度变革与理论的贡献有关：其一，等国的央行的性加强；其二，许多央行把通胀目标制作为自己的行为指导。这些制度变革进而又与货币政策效果的改进有关，根据他们的说法，许多国家在过去20年来所经历的稳定的低通胀应该感谢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成就。

　　可是，这种陶醉遇到了两个问题。首先，我们观察到的制度变革与理论上讨论的话题其实关系不大，的央行并不等于按既定规则制定政策的央行。美联储很久以来一直具有高度的性，却从来没有承诺按某个具体的政策规则行事。而通胀目标制与其说是对政策规则的承诺，不如说是表达一种愿望，或者是对的宣传。伯南克（2003）就曾经称之为“有限度的相机操作”（constrained discretion）。

　　其次，更主要的问题是这些制度变革与我们看到的货币政策的改进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有学者（Ball and Sheridan，2005）对更多的样本国家进行了研究，发现通胀目标制的采纳并不能解释最近以来胀率何以保持在稳定的低水平。无论是采纳了该制度的国家，还是没有采纳该制度的国家，货币政策都有所改进。全世界范围内通胀率的降低，可能是因为世界经济没有遇到70年代那样的供给冲击，也可能是由于决策者们从70年代的经历中汲取了教训，知道要竭力避免高通胀率。这些表明，通胀目标制并非良好的货币政策的前提。

　　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就是一个典型。按照有关研究的说法（Blinder and Reis，2005），格林斯潘绝对有理由当选“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中央银行家”。的确，在绝大多数指标上，他领导下的货币政策都实行得很好。然而整个在任期间，格林斯潘从来没有宣布过明确的政策规则，却把政策的灵活性看得比承诺更为重要。他（2003）是这样为自己的：“有者提出，这样的政策模式太没有原则、太随意、难以解释。也有人，美联储的操作应该更加正规，按照正式的政策规则采取行动。他们认为，这样的措施有助于改进经济的表现，但我认为很值得怀疑……规则从本质上说都是简单的，当现实经济中出现重大而多变的不确定因素的时候，它们恐怕不能替代危机管理的操作模式，灵活的操作更适合政策制定。”不过，尽管格林斯潘回避了制定政策规则的，在他的整个任期内通胀率还是很低、很稳定。他以自己的实践说明，央行在拥有很大的裁量权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实现良好的政策结果，这与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理论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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