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凯恩斯并不能仅仅理解为科学研究上的进步，因为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凯恩斯和他的理论家们都有着工程师式的情结。他们是被真实世界中的问题起来的，一旦开发出了理论，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希望付诸应用。直至1946年去世，凯恩斯本人一直深入参与政策实践。美国的早期凯恩斯主义者同样如此。托宾、索洛和埃克斯坦都曾在60年代从学术生涯中，服务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1964年最终通过的《肯尼迪减税法案》，在许多方面反映了当时正在形成的凯恩斯主义共识。

　　到60年代晚期，凯恩斯主义共识开始出现裂痕，分歧逐渐扩大，最终导致了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并损害了人们对原有计量模型的信心。此时，关于经济活动的更传统的观点正卷土重来。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第一波浪潮是货币主义，代表人物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1957）早期关于永久收入的研究与货币和商业周期并没有直接关系，但包含着商业周期理论的雏形。它在某些方面挑战了凯恩斯主义的消费函数，也就是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的核心——财政政策乘数——的基石。假如像弗里德曼的理论所描述的那样，短期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很小，那么财政政策对均衡收入水平的影响就会比许多凯恩斯主义者所的要小很多。

　　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于1963年发表的《美国货币史》则更直接地分析了商业周期问题，也了凯恩斯主义共识的根基。大多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经济体本身是很不稳定的，会经常受到投资者的“动物”的冲击。而弗里德曼和舒尔茨则认为，经济波动的根源并不在私人部门，而在于货币政策的失当。他们的意思是，政策制定者只需要按照很简单的原则办事，不给经济活动制造麻烦就很好了。弗里德曼所提出的货币总量稳定增长的在今天没有太多者，却是通胀目标制的雏形，被许多国家的央行广泛采用。

　　弗里德曼在1968年就任美国经济学会的辞，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Phelps，1968）都注意到了凯恩斯主义模型最薄弱的链条：描述失业率和通胀率反向变动的菲利普斯曲线。至少从萨缪尔森和索洛1960年的研究开始，某种形式的菲利普斯曲线便已进入凯恩斯主义的标准模式中，尽管这并非凯恩斯本人的理解。萨缪尔森和索洛非常清楚该曲线的弱点，因此在文章中给出了很多补充说明，解释失业率和通胀率的反向关系在短期和长期内并不相同。可是，后来的研究者把这些完全抛掉了。菲利普斯曲线为完善凯恩斯主义模型提供了捷径，解决了价格为什么不能实现市场出清和如何进行长期调整的棘手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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