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则指出，通胀与失业的替换关系在长期并不存在，基本经济规律将发挥作用，货币会成为核心。那种反向替换关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短期内通胀率经常是无法预测的，意外的通胀会降低失业水平。弗里德曼把这种特殊作用机制称为工人的货币。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而言，弗里德曼把预期的影响作为核心因素考虑进来是更重要的贡献。

　　于是，这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第二波浪潮——预期——铺平了道。在一系列重要论文中，罗伯特·卢卡斯拓展了弗里德曼的观点，例如，有篇文章（Econometric Policy Evaluation: A Critique，Lucas，1976）指出，主流的凯恩斯主义模型没有认真考虑预期的影响，因此对政策分析毫无帮助，假如推行另外一套政策，那些模型所预测的数据关系就会崩溃。卢卡斯（1973）还提出了一套建立在不完全信息、预期和市场出清的假设基础上的商业周期理论，按照该模型，货币政策只有在出乎人们预料、并使他们对相对价格水平判断不清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巴罗（1977）后来证明，这个模型得到了美国历史数据的验证。萨金特和华莱士（1975）则指出了一个关键的政策含义：既然不可能系统地的人，那么致力于稳定经济体系的货币政策注定要失败。

　　新古典经济学的第三波浪潮是真实商业周期理论（如，Kydland and Prescott，1982；Long and Plosser，1983）。与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的理论相似，这些理论同样是建立在价格会迅速调整、以实现市场出清的假设之上——也是它们和凯恩斯主义的根本区别。但与前辈不同，真实商业周期理论在解释经济波动的时候完全忽略了货币政策的影响，不管人们是否能够预期。他们把研究重点转向了技术因素的随机冲击，以及这些冲击引致的消费和闲暇的跨时期替代关系。

　　在新古典经济学这三波冲击之后，宏观经济学理论变得更加严格，也更多结合了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真实商业周期模型是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理论的特例，这正是该理论最大的卖点。逐渐的，这个研究的支持者已经偏离了原来的假设（即商业周期是由于真实因素而非货币因素的冲击所导致的），他们开始强调自己的研究在方方面的贡献。今天，许多新古典学派的宏观经济学家很乐意接受凯恩斯主义关于价格粘性的假设，只要这一假设所在的模型认为，经济个体有和前瞻性即可。由于重点的转向，术语也出现了更新，这类研究经常会贴上“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的标签，但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20世纪70—80年代，当新古典主义的三次浪潮接踵而至时，它们的目标之一就是把过去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在科学和工程方面都彻底淘汰。在一篇名为《凯恩斯主义之后的宏观经济学》（After Keynesian Macroeconomics，1979）的文章里，萨金特和卢卡斯这样写道：“在政策上有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与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相比，乃至与外行人的相比，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并不具备更牢固的科学基础。”尽管萨金特和卢卡斯认为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是建立在错误的理论之上，但他们也很清楚，当时的新古典学派还没有勾画出可以呈现给决策者的替代品：“我们认为，在目前最好的均衡模型的基础上，将发展出更好的、可望在政策制定方面发挥实际作用的新模型。”他们还斗胆预言，“如果幸运的线年之内”这样的模型有望成为现实。在后面我会讲到，这一预测是否真的如其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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