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凯恩斯主义的第二批研究致力于探讨在没有市场出清的假设下如何考虑预期的影响。可以说，这些研究乃是回应萨金特与华莱士关于货币政策无效的判断，它们指出，尽管有预期的影响，但系统的货币政策还是有助于稳定经济（Fischer，1977）。在某些程度上，研究的动机是希望建立动态的通货膨胀模型（Taylor, 1980）。但这些研究的致命缺陷在于，它所假定的劳动合同的形式尽管从来说是合理的，却与微观经济学的原则难以相容。

　　由于凯恩斯主义的传统主要建立在工资价格不能实现市场出清的假定之上，所以新凯恩斯主义的第三批研究便希望对此给出说明。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假设：企业在改变产品价格的时候有“菜单成本”；企业付给员工高于市场出清价格的“效率工资”，以刺激员工的生产率；工资和产品价格的制定者不具备完全等。有学者指出（Mankiw，1985；Akerlof and Yellen，1985），在企业拥有市场力量的时候，对价格调整的私人成本收益分析和社会成本收益分析有很大偏差，因此存在价格粘性的均衡对私人来说可以是的（或接近的），而对社会来说则成本高昂。另有研究指出（Blanchard and Kiyotaki，1987），私人和社会激励之间存在偏差，部分是因为总需求的外部效应：一家企业降低自己产品的价格，就会提高真实货币余额，刺激对所有企业产品的需求。还有人认为（Ball and Romer，1990）认为，在真实价格粘性和名义价格粘性之间有强烈的互补性，因此避免相对价格变动的任何举措都会加剧名义价格的粘性。

　　现在回想起来，新凯恩斯主义者的若干贡献之间的关联度和互补性比当时看起来要强得多，即便对研究者本人而言也是如此。例如，很容易看出早期关于一般不均衡的研究走入了，它以给定价格作为前提假设，埋下了自身的隐患。今天这些研究也的确没有人关心了。然而，我们却可以看到类似的思想还在逐渐演进，人们仍然在思考，当价格没有迅速调节供需平衡的时候经济体将如何运作。

　　在这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发展的第一次和第三次浪潮之间存在着一种有趣却很少人注意到的联系。具体来说就是，我们可以把第三次浪潮视为重建第一次浪潮已经强调过的“凯恩斯状态”的核心。在企业拥有市场力量的时候，它们制定的价格将高于边际成本，因此总希望在现有价格水平上卖出更多的产品。这样，如果所有企业都拥有某种程度的市场力量，产品市场通常就会处在过度供给状态。关于产品市场的这个理论经常还可以和关于劳动力市场的高于均衡水平的工资理论（例如效率工资模型）相结合，于是，凯恩斯主义的普遍供给过剩就不仅仅是经济体可能出现的状况之一，而是通常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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