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综合理论的出现可以被视为巨大的进步，在某些方面的确如此。但也有另外一种更冷静的思考态度，那就是不把现在的理论发展看成是杰出的综合论，而是当作对立派别的学者们之间的休战，是双方都能保全面子的。新古典派和新凯恩斯主义者都可以接受这个综合理论，自己取得了胜利，而忽略更深层的失败。

　　新的综合理论的核心是存在名义价格粘性的动态一般均衡系统，它与早期凯恩斯主义的模型其实差别不大。例如，希克斯建立IS-LM模型时，就是想把凯恩斯的思想融汇到一般均衡理论的背景中。大家还记得吗，希克斯是在1972年和肯尼斯·阿罗分享诺贝尔经济学的，其主要贡献正是一般均衡理论。克莱因、莫迪格利亚尼以及其他学者也试图把一般均衡模型用于数据检验，以便改进政策设计。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新的综合理论继承了当年的研究。在70年代的时候，由于新古典主义的，那个研究传统曾一度中断。

　　事后来看，新古典派的经济学家们明显有些言过其实，他们所的目标是抛弃凯恩斯主义理论，用实现市场出清的模型取而代之，并且住数据检验，然后应用于政策分析。照这个标准来看，他们的确失败了。不过，他们帮助开发出了一套新的分析工具，现在，这些工具正被用来构造新一代的有粘性价格假设的模型，新模型在很多方面与新古典派反对的理论非常相似。

　　新凯恩斯主义者可以在这里做一些辩解。新的综合理论放弃了被索洛为“愚蠢的”的市场出清假设，这与关注粘性价格研究的新凯恩斯主义相同。然而新凯恩斯主义可能受人的地方是，他们已经上了新古典派的钩，把自己的研究变得过分抽象、缺乏实用性。保罗·克鲁格曼（2000）曾这样评论说：“我们现在可以解释价格粘性如何发生了。然而，有关它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时候不会发生的预测，以及从菜单成本到真实菲利普斯曲线的模型，这些似乎还没有发展出来。”身为这个领域的业内人士，我也必须承认上述的评价确有道理。

　　如果说，把宏观经济学家们派到地球上来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那么彼得对我们的最终评价就应该依据各人对经济学—工程学的贡献而定。我们要问：过去几十年以来，商业周期理论的发展改进了经济政策的制定吗？或者换一个更小的目标来说，宏观经济学的进步是否改变了经济政策的分析方法，是否改变了参与决策过程的经济学家们的讨论过程？

　　要回答这些问题，一个很好的来自劳伦斯·梅耶（Laurence Meyer）那本引人入胜的回忆录《联储岁月》（A Term at the Fed）。1996年，梅耶辞去了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顾问职位，到美联储担任了六年的理事。他的书提供了一个窗口，让大家可以窥见最高层的货币政策制定者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以及采用哪些工具来分析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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