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画地为牢的政策取向，仍是将本该回应市场主体需求和约束的内生性制度，转变为外生的、与市场主体需求和约束相左的制度，并因此难以摆脱新一轮监管套利式金融创新的冲击。我国互联网金融信息不对称与信用风险问题的解决，应遵循与其问题实质相匹配的独特范式，即在以信用风险为介质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内化信息不对称成本，以资产定价模型的逻辑过程为参照，通过信用风险定价，实现从信用风险到信息的，进而将信息与信用风险问题，内置于以完全信息市场为依托的风险—收益逻辑中。该范式的核心即信用风险定价及其信息转换，起源于金融本题中信息与信用风险之关联结构。

　　该范式意在通过“信用风险定价及其信息工具应用”来解决信息与信用风险这一金融本题，有其理论上的先验性。当信用风险被定价后，风险和逆向选择等信用风险即为信息，内化于债权和股权价格中。在互联网金融市场中，融资者、平台和投资者之间，在信用风险和信息问题上，可通过制度安排，在约束信用风险的同时，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该范式也与交易实践相吻合。互联网金融信用风险与民间借贷风险之差异，在于陌生人之间以熟人社会信用模式为交易规则，在投资者对融资者、社交网络和互惠信任规则的信赖中，产生了信息。因而，该信息即已裹挟着信用风险。平台顺势将熟人关系规则，运用到了陌生人通过互联网开展的融资关系中。“一项制度安排……必须至少用于下列目标：提供一种结构使其的合作获得一些在结构外不可能获得的追加收入”。

　　互联网金融的内生信息，作为一项自发的、维系其交易运行的制度安排，符合互联网金融本质的要求，也能实现其交易目标。该范式不仅是内生于互联网金融本质的，而且也是最优的。它赋予信息弱势一方以信息甄别的主动权，让信息弱势一方先行动，掌握规则设置权，不仅激励信息优势方披露信息，而且要求信息优势方披露真实的信息，因而，可以有效预测、约束和考量信息优势方的逆向选择和风险。在互联网金融市场中，信息弱势主体对信息优势主体的信用风险的甄别，是最有可能保障自身投资收益、降低投资风险的行为。

　　因此，在法律设定的把信用风险为信息、进而内化于公开市场定价、再向市场传达出风险与收益是否均衡的信息的规则中，信息弱势主体如P2P投资者、股权众筹跟投人或接受第三方支付平台服务的客户，都可以因市场运行过程的公开性和结果的确定性而受益。这也得益于互联网金融服务于小微企业和零售投资者、准入门槛较低，且具有强大信息优势的特点，因而能缔造具有足够竞争与透明度的市场，让该范式所通向的信用风险与信息，通过公开市场定价转换的过程，在可观测、可量化的范围内。在更加依赖价格机制来观察信息的金融市场中，信息优势方的风险和逆向选择，已经作为交易成本，被内化和分散在信息优势方的交易行为中。这也决定了以信息工具来规制信用风险。这一金融市场内生的、解决信用风险与信息问题的径，亦是最为有效的挤出市场中存在的非对称信息的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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