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有一部分学者关注制度安排与技术变迁。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Douglass North，1920—2015）指出：人都有好奇心，也有创新的，关键在于“什么在决定着历史上发明活动的速度和方向”。不仅创新的速度重要，方向也重要。诺斯等人强调财产权这样的制度安排对激发重大技术变迁尤其关键。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教授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延续了类似的思，他们指出，英国工业的成功在于建立了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教授德雷兹内（Daniel Drezner）通过比较历史分析指出：技术变迁的关键在于是否建立了分权的制度安排。国家在制定技术政策时容易犯错，且的制度安排难以修正错误。因此，分权的制度安排更有利于技术变迁。

　　再次，又有一部分学者聚焦利益集团与技术变迁。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经济史研究者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指出：十九世纪末的英国难以实现技术革新的根源在于强大劳工集团的抵制。正是劳工集团的，使得英国技术衰退。在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1890—1969）在告别中，提醒美国要注意美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对国家的危害。所谓军工复合体，是由美国的门、军工企业和国防科研机构等所组成的利益集团。正是这个特殊的利益团体推动了与国防相关的技术进步。

　　最后，还有一批学者关注与技术进步。麻省理工学院学系教授理查德萨缪斯（Richard Samuels）强调“技术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对日本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二战结束后，日本不懈地将外国技术内化为自身的技术；用民用技术推动军事技术的革新，实现了富国强兵。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弗兰克道宾（Frank Dobbin）则展示了不同的文化塑造了英、美、法三国建设国家铁网的不同模式。因此，技术进步有着显著的民族轨迹。

　　上述研究关注大国技术进步的国内。然而，在国家能力、制度安排、利益集团以及相对稳定的时候，世界技术变迁却呈现周期性的波动。因此，如果仅将目光停留在国内层面，我们仍难以解释为何大国技术进步呈现周期性的波动。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马克泰勒（Mark Zachary Taylor）的研究展示了国际联系，尤其世界和领导国的经济联系是推动这些国家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因此，技术进步不是国内层面，而是国际层面的事情。那么，世界中领导国的技术进步又是由什么因素推动的呢？如果一项研究不能解释世界中领导国与挑战国的技术变迁，将会遗漏世界技术变迁的大部分内容。因为在历史上，最重大的技术变迁往往都出现界中的领导国与挑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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