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技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是在和英国之间展开的,当时的英德霸权竞争推动了第二次技术中很多关键技术的产生。如第二次技术的关键技术之一内燃机,其原始雏形是火枪;其工作原理是引导性爆炸:气体在某一有限空间(如汽缸)内迅速膨胀,推动一物体(通常是活塞)向指定方向运动。到了十九世纪后半期,当比利时工程师艾蒂安?勒努瓦(Etienne Lenoir,1822—1900)研制出由煤气和空气混合物驱动的发动机时,内燃机才具有潜在的实用价值。
第二次技术的一项重要投入品是钢材。钢的兴起离不开当时英德霸权竞争过程中双方对新材料的需要。不仅造船需要新的钢铁材料,制造同样也需要钢材。在转移时期,英德双方加强军备,冶炼业尤其是炼钢业有了很大进步,而军队是钢材最早的用户。最开始,钢材的价格过于昂贵,甚至连军方对碳钢技术的成本都感到难以承受。但是,军事竞争的压力它们在技术上予以投入。美国的米德维尔钢铁公司(Midvale Steel)和伯利恒钢铁公司(Bethlehem Steel)就曾为美国海军制造装甲钢板。当军队大范围使用钢材,市场逐渐打开以后,其他民用部门才开始接受这一新材料的消费。
1903年,西门子公司和一家电气公司(Schuckertwerke)合作建立一家无线电通讯公司,而这背后的故事是英国和海军军备竞赛的需要。这家公司界各地研发、设计和安装无线电工作站。
因此,第二次技术中,新技术的出现和推广离不开当时欧洲大国之间的竞争。在转移时期,英德两国的竞争,使得双方全力支持改进交通运输工具、电话、无线电、汽车运输、飞机等重大技术。这些技术使两国有可能调动和指挥几百万人奔赴战场、参与战争。正是英国和对霸权的争夺,为内燃机、钢铁、铁、无线电、可互换部件以及大规模生产等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两次技术之前,地理大发现及支撑大发现的重大技术变迁离不开葡萄牙、西班牙对地区霸权的争夺;科学的出现离不开荷兰与英国争夺欧洲霸权。如果说欧洲的大国竞争,尤其是大国转移时期的国际竞争推动了重大技术变迁的出现,那么,古代中国则与欧洲形成鲜明对照。古代中国缺乏欧洲那样激烈的国际竞争,尤其是缺乏欧洲大国之间转移这样如此激烈的国际竞争。因此,欧洲的大国竞争催生了一波又一波的重大技术变迁,而古代中国却缺乏这样的变迁。
有学者如此描述古代中国的地缘:“在这一区域的西部,险峻的喜马拉雅山成为这一区域的西界,北部的蒙古高原了这一区域的进一步延伸,而东部和南部一望无际的海洋成为它的天然屏障。这些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看来可笑的描述,在16世纪欧洲人到来之前却是真实的历史。”这些天然屏障,使得中华帝国成为一个相对封闭体系。在这个体系内,中国难得和欧洲交锋,而在东亚长期维系了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朝贡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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