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私营部门的研发投入而言，由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军队对电子产品需求过多，使得美国企业对军队的需求过于乐观。这种乐观的估计也促进了各大公司增加研发金额。有研究发现：采购引导了私人企业研发的支出。大量的美国企业试图通过研发向展示自己具有承担军事合同的能力，为获得的订单，这些私人企业乃至会花自己的钱去进行研发。

　　因此，基于需要，美国对科研的大规模资助与采购不仅有助于克服以往的技术瓶颈，还培养了大量技术人才，引导了私营企业对技术的投资。事实上，在转移时期，不仅作为领导国的美国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了反应，挑战国也做出了类似反应。

　　二战结束以后，苏联和日本技术进步的轨迹也开始出现变化。苏联是挑战国技术变迁的“典型案例”。苏联幅员辽阔，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其意识形态、发展模式和美国存在显著差异。日本国土面积狭小，战后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成了“贸易国家”，对外有日美安保条约约束，对内有和平。因此，日本最不可能在军事技术上进行重大变迁，是“最不可能案例”（the least likely case）。但是，当日本崛起冲击美国经济霸权的时候，日本也感到了安全压力，并促成自身技术进步方向的改变。

　　二战结束后，就挑战国苏联而言，为服务于的需要，苏联大规模主导了苏联的技术变迁，其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军事科研的投入显著增加，军事技术的也相当丰硕。二战结束后，尤其是1955年以后，技术进步日益被放在苏联议事日程的优先。苏联通过经济和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界看来，是属于扭曲性的配置），开始了一系列科学技术的建设。这些科技建设很大程度服务于其军事能力。苏联成功地模仿了大国几乎所有领域的军事技术，包括：坦克、飞机、原子能以及火箭。苏联的研发长期集中于国防工业领域，以军事技术为主。

　　这一时期的苏联军事科研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的武器。最开始，苏联技术进步的目标是打破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苏联成功研制出核武器以后，苏联又展开了一系列对至关重要的技术的研发与改进，包括：导弹、喷气式飞机以及雷达。这些举措反映出，苏联决心在关键性的、战略性的技术领域掌握自主的技术能力。

　　苏联把军事研发视为非常紧迫的工作，试图防止美国在重大军事技术上取得主导地位，而且如果有可能的话，苏联还力图在一些技术领域获得优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苏联技术发明年均增长率是四十年代的三倍；1958年到1961年间，苏联技术发明年均增长率为11.7%，是四十年代的五倍。到五十年代后期，赫鲁晓夫进一步提升了苏联空间研究和导弹计划的优先地位。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史普尼克一号”（Sputnik 1），它在空间技术上的领先地位使得苏联的信心膨胀。此后，苏联进行了世界首次太空载人飞行，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1934—1968）成为人类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宇航员。苏联的这些重大技术成就离不开当时巨大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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