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供给侧结构性作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实践，激发了学界的理论探索，产生了一些创新的理论。金碚（2017）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论范式，区分了提供效用的实质供给、提供有用产品的实际供给、提供以使用价值为前提而以货币单位计量的交换价值的名义供给，以及以信用货币标示的无使用价值之物的虚拟供给，构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供给侧理论分析框架。李俊江、孟勐（2017）提出供给侧结构性的重心是以推进全要素生产率来寻求新的增长动力，在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分析了供给侧结构性的理论逻辑。方福前（2017）通过对经济学说史的梳理，提出供给侧结构性的理论源头是历来重视供给的英法古典经济学。

　　第三，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的政策框架，学界围绕这个框架及各项具体政策展开了深入探讨。金碚（2017）研究了供给侧政策的基本理论思，分析了与市场的边界问题，提出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以各种条件为转移。王方等（2017）提出去杠杆与稳增长、去库存、去产能的政策目标在当前的经济背景中存在矛盾之处，率先实施去产能，待企业基本指标恢复健康后再进行去杠杆。

　　第四，2016年、2017年中央1号文件都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做了部署。学界对此反应热烈，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的实质、现实背景、面对的问题、的方向和径等都有深入分析。姜长云、杜志雄（2017）论证了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罗必良（2017）分析了农业供给侧的关键、难点与方向，提出农业供给侧的关键在于补短板，而“补短板”的基本策略是土地规模经营与服务规模经营，并改善农业的分工经济。

　　第五，学界对供给侧结构性的其他方面也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丁俊发（2017）提出流通业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物流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中，应充分发挥流通业的先导性和物流业的战略性作用。民（2017）提出了文化产业供给侧中的三个深层次问题——结构性问题、体制性问题、周期性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是我国当前和未来经济工作的主线。供给侧结构性的政策实践给经济学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课题和生动的材料，供给侧结构性领域将持续维持较高的学界关注度。

　　我国持续将创新作为国家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和重要引擎。2012年，党的报告提出“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2015年，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文件，提出要以创新驱动为方针，走新型工业化道，加快实现我国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2016年，国家又相继出台《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和《“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深入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同时也将十年前《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制定的“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发展目标推向决胜阶段。2017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1世纪中叶，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能力、技术产业体系以及融合应用等全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这样的国家政策背景下，以创新引领现代产业发展体系建设实践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在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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