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对精准扶贫政策与实践的反思。贾俊雪等（2017）从理论和两个方面，剖析了资本补贴和小额信贷这两类“造血式”扶贫方式和资金配套机制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其机理，认为农村发展扶贫项目通过融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扶贫机制，提高了扶贫瞄准度，产生了较好的脱贫效果。

　　第二，精准扶贫机制与径创新。万君、张琦（2017）通过对精准扶贫机制创新进行系统的梳理与分析后认为，我国扶贫开发机制的总体趋势是外源推动下的内源发展，未来有可能出现“内外融合”的趋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内外融合”的精准扶贫机制的完善径。

　　第三，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李博、左停（2017）研究发现，在当前的精准识别过程中，国家逻辑与乡土逻辑二者之间的张力仍然是困扰精准识别的最大障碍，将国家的程式化、标准化识别体系与乡村社会以社区为单位的熟人社会规则相结合，将是今后精准识别所要考虑的重要议题。胡联、汪三贵（2017）基于乌蒙山片区贫困村抽样调查数据，从精英俘获的视角解释了建档立卡存在瞄准偏差的原因，发现村干部任期过长是影响建档立卡精英俘获的重要因素，提出了村干部任期、让村民有效参与到贫困识别、引入微观层次的第三方监督和完善村级治理的政策。

　　第四，精准扶贫模式的探索。郭君平等（2017）利用“双重差分—分位数回归”方法，基于贵州省纳雍县两个贫困村跨期数十年的农户追踪调查数据，从精准扶贫和收入分配效应的视角探析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益贫”或“溢富”的特征化事实，以及其对不同农户群体生计活动的作用，得出了相比其他减贫方式，其更能协调好扶贫精度、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关系。

　　第五，对精准扶贫多角度、跨学科的研究。章昌平、林涛（2017）针对目前精准扶贫研究和实践在数据采集与分析中存在支撑不足的问题，引入生态学中“生境”的概念，构建了一个以贫困人口为中心的大数据关联整合方案的理论模型，提出了利用“生境”块数据进行精准扶贫开发的应用场景设想。

　　2017年，习总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做出了“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庄严承诺，又为精准扶贫的理论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总体上看，对于精准扶贫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如何实现共享发展与精准扶贫的耦合推进、如何构建泛学科的知识体系、如何达成多元扶贫主体的合作共治、如何合理设定贫困测度指标及其权重、贫困退出质量体系和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等问题上，还需要后续研究的继续跟进（孙迎联、吕永刚，2017；黄承伟，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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