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刘秉镰（2017）等众多学者从不同方面对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深入探讨，涉及领域范围广泛。归纳起来，规划建设雄安新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建设绿色智慧新城，建成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二是打造优美生态，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三是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培育新动能；四是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建设优质公共设施，创建城市管理新样板；五是构建快捷高效交通网，打造绿色交通体系；六是推进体制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作用，激发市场活力；七是扩大全方位对外，打造扩大新高地和对外合作新平台。

　　相对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而言，京津冀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的矛盾最为突出、最为复杂，关注度最高，解决难度最大，重要原因就在于协同发展还存在诸多体制机制障碍。2018年学界将更多聚焦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具体议题包括：探讨如何加快行政管理和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从而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研究怎样构建有利于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特别是建立行政管理协同机制等；探究如何促进形成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立健全区域创新体系，整合创新资源，贯通产业链条，重组区域资源等。此外，以规划建设雄安新区为重要突破口，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新模式，谋求区域发展的新子，打造经济社会发展新增长极，也将在未来较长时间内持续作为热点议题。

　　“一带一”是我国对外的必然选择，也是在全球贸易增长低迷情况下促进国际联动式发展的重要举措。自2013年起，“一带一”就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门话题，随着时间推移，相关学术越来越丰富。

　　2017年相关学术文献达13430篇（来源于CNKI数据库），比2016年增加25%左右。复印报刊资料2017年全年共转载101篇，内容涉及经济、法律、文化。对于经济领域来说，区别于前期研究“一带一”内涵、框架、意义，当前研究从细节入手、全面展开，不断向纵深发展，力求为加强国际合作、实现“一带一”共建提供全方位支撑。

　　第一，中国对“一带一”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及其风险受到特别关注。张述存（2017）认为，“一带一”为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布局提供了机遇和条件，未来应一方面继续加强对欧美地区的学习型、技术导向型投资；另一方面应充分借势，展开对“一带一”沿线国家的战略型、资源合作型投资。针对面临的来自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多方面的风险和挑战，周伟等（2017）基于对39个沿线东道国的量化评价，认为中国与大多数中东欧国家OFDI的政治风险、经济金融风险偏小，社会文化风险较大。保建云（2017）认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受东道国影响外，也还受国际金融市场的约束，培育中国海外投资企业与东道国的友好信任关系，同时推动竞争性国际金融市场体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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