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金融风险的识别及预警，相关学者借助研究方法对我国金融风险进行识别和预警，为下一步的监管提供决策依据。如王培辉（2017）研究了我国金融机构系统性违约风险，并识别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提出要对金融机构实行差别化监管，为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加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识别和监管提供了有益的决策参考。

　　第二,金融风险监管及金融稳定政策设计。何国华（2017）认为，金融监管机构一方面应完善风险管理框架，摸底排查国内金融系统的风险累积程度与金融摩擦大小，加强对金融机构引导；另一方面又须规范外部市场约束，增强会计、审计等机构自律性、性，加强信息披露透明度，从而弱化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非效率出清，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最优金融稳定政策设计标准范式。吴晓求（2017）指出中国金融监管的基本要点是：监管模式上，实现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和功能上的一致；监管架构上，以央行的宏观审慎监管和金融监管委员会的微观审慎监管为基础，构建具有“双峰”形态的监管架构。监管重点从资本监管逐渐调整为资本监管与透明度监管并重。监管方式从传统监管逐步过渡到智能监管与传统监管相结合并渐进至以智能监管为主。

　　第三,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伴随着中国货币化、货币资本化和资本虚拟化的发展，中国的金融化也快速发展，并从不同方面影响着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一方面，金融化通过财富效应等渠道对经济造成一定的刺激作用，但金融化造成了实物资本积累与货币资本、虚拟资本积累的更大程度的分离，扩大了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断层和矛盾，造成货币资本、虚拟资本积累的扩张和收缩运动，以及金融的繁荣与实体经济发展脱节。另一方面，金融化的发展强化了资本的流动性、投机性和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在一定条件下会触发金融和经济的动荡与危机，因此中国要采取措施，防止金融化的过度发展，避免陷入金融化陷阱（陈享光，2016）。张小宇（2017）通过研究美国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及常规货币政策时期，以及中国的产出和通货膨胀对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冲击的非线性反应机制，得出结论认为，美国扩张性(紧缩性)货币政策在短期会(促进)中国产出的增长，但在长期则会促进()中国产出的增长；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通货膨胀存在正向国际溢出效应，即美国的货币扩张(紧缩)将加速()中国的通货膨胀；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对中国宏观经济的溢出效应存在非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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