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莱茵省议会掌握在贵族手中。当议会讨论林木盗窃法时，由于该法损害贫苦劳动者的利益，马克思在《莱茵报》写文章对其进行了尖锐，要求保存贫民的习惯。在传统上，拾捡枯枝烂叶和野果是不受的，但这竟遭到法律的，并被称为盗窃。马克思从法律和的立场研究了这类问题，认为不能称之为盗窃。他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中对议会立法者进行了多方面。他首先反驳立法者的逻辑：“一种是捡拾枯树，一种是情况极其复杂的林木盗窃！这两种情况有一个共同的：占有他人的林木。因此，两者都是盗窃。这就是刚才制定法律的那种有远见的逻辑所得出的结论”，“如果法律把那种未必能叫作违反林木管理条例的行为称为盗窃林木，那么法律就是撒谎，而穷人就会成为谎言的品了。”国家应该反对富人对穷人的。马克思对这类实际物质利益问题的研究，成为他研究经济社会问题的转折点。后来马克思不止一次对恩格斯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泽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的研究由纯转向经济关系，进而社会主义。莱茵省马克思办的《莱茵报》，决定于1843年3月31日查封该报。马克思事先于3月8日辞去主编职务并发表了声明。对马克思来说，这也是一种。他决定离开，移居国外。
马克思在1859年1月写的《〈经济学〉序言》中，概括地回顾和论述了他的这段经历：“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
马克思既关心贫苦人民的切身利益，也关注资本主义列强对落后国家的与侵略。他曾发表多篇论著阐述列强对中国的与。如，在1853年发表的《中国和欧洲》一文中，将太平与英国的侵略联系起来，“英国用大炮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而由于鸦片贸易，中国输出的白银“几乎使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1857年4月，马克思发表了《英人在华的残为》。该文揭露了英国采取军事行动侵略中国，还以的事实、的谎言为借口，对中国进行残为。在1858年11月发表的《在远东的成功》一文中，了对中国的侵略和土地。马克思还发表其他多篇文章，用统计数据说明中国对外贸易的具体情况和不利处境。他把19世纪的中国经济结构称作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消费能力和支付能力低因而“根本谈不上大进口外国货”，“中国的财政和货币流通却由于总额约达700万英镑的鸦片进口而陷于严重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