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说，“在动荡的时代，最大的不是动荡本身，而是延续过去的逻辑。”德鲁克在此时，已经提出了下一次管理的方向。
这个时候，中国经济刚刚引入市场化的机制,中国当时的那些最优秀企业的领军者还处于管理的混沌当中。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曾对彭剑锋说，当年华为处于混沌期和迷惘期时，你和教授团队做的两件事，对华为的发展还是很有益的。任正非说的这两件事，一件是介绍欧美企业管理制度与案例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华为基本法》。
上述的，是1993年由彭剑锋主持编写的八卷本《现代管理制度、程序、方法范例全集》。原计划写十卷，“因为当时国内有关企业管理的书及资料几乎一片空白,能参考的资料实在是太少了。”彭剑锋说。
这套丛书，是国内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将欧美、日本、港台等企业有关现代经营管理、组织设计、市场营销，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最新、最优实践案例，引进并介绍给中国企业。这为刚刚步入市场经济的中国企业提供了最佳的可操作性范本。这套当时售价高达近千元的书，卖出了三万多套，展示了当年中国企业对管理知识与制度的渴望与需求。
从大时代的角度看，没有彭剑锋，类似的资料应该也一定会被介绍到中国。这套书落到彭剑锋的头上，也有偶然性。
在纽约图书馆，彭剑锋接触到了美国各大企业的管理制度，纽约图书馆有关企业管理的资料除了专著、案例分析,里面的企业制度文件“很多是原件”。彭剑锋进行了大量的复印；后来，一个的老板又送给了彭剑锋24卷本的版《现代企业制度全集》。
此时，包政自日本学成归来，带着大量日本企业管理制度资料，并推荐彭剑锋购买了日文出版的四大卷本《日本会社制度全集》。包政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也是《华为基本法》主要起草人之一。
那也是一代人的机遇：“中国第一代管理学人基本上是拿着美国的书抄一遍，就成为专家。我认为第一代管理学者与中国企业的管理一样,先拿来主义,都是从模仿学习开始，这没办法。那是反映和凝结了国家工业文明鼎盛时期的管理思想、最优定践与制度体制的结晶”，彭剑锋说。
20世纪80年代，是工业文明的鼎盛时期，所对应的管理理论、制度也较为成熟。这也是即使在这么多年之后，彭剑锋依然认为这套书对众多中国企业而言,没有过时的原因。
和我们所采访的诸位中国本土一流管理学者一样，尽管基于中国的企业管理实践产生了更新的理论思考，但彭剑锋依然肯定管理学所给予的巨大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