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例子，我想讲的是市场化与党的精英化，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观察到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的人数增长了一倍。在 1989 年，一位华人社会学家倪志伟（Victor Nee），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非常有影响的文章。他提出来，随着市场化的进展，对老百姓的吸引力将会越来越小。所以他就预测，在所有的转型国家，影响会越来越小，人数也会越来越少。但显然中国和越南，所发生的都不是这么回事，那是什么因素导致在过去三十年间，人数增长了一倍？

　　现有的解释分别从需求方和供给方分别来分析。需求方就是说有回报，的回报其实常高的，有很多人做过研究。大学的李宏彬用双胞胎来做，按理说双胞胎生下来能力都差不多，一个了，一个没有，最后发现的收入要高一些。其实这里还是有问题，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一个了，另外一个不呢？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他能力比较强。双胞胎的能力也可能不一样，在家里可能差不多，但是到了外面就不一样。另外在家里可能也不一样，晚生一分钟的那个孩子，就可能没有他哥哥能力强。所以基本还是没有解决“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但是需求方面的研究，基本上还是可以肯定，是有回报的。供给方面的分析是说党加强了一些方面的门槛，比如党更加的倾向于精英化，我们看到的结果也是这样的，高校里面发展非常迅速，特别是 985 高校，想的基本都可以。供给方面的分析认为党需要精英人才来管理社会，所以它越来越趋向于精英化。我们的工作就是想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中讨论党在市场化进程中精英化的倾向。我们的故事是这样的：给定市场化程度，党会把更多的资源放在哪里呢？它会把更多的资源投放到高租金行业中，也就是这些带有垄断性质的行业，提高这些行业的回报。为什么它会这么做？因为在高租金行业中提高的回报相对容易一点，因为有更多的租金去挖掘，或者说高租金行业提高回报的成本更低。如果一个行业非常竞争，你要提高收入常难。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这个倾向会更加明显，因为你要吸引有能力的人，就更要在高租金行业中提高的回报。我们想用数据来证明我们的结论，胡赟之，是我的一个硕士生，他秋天要去大学学习，他已经做了一些，我不准备去讲。我们现在有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这个理论模型不是要给出一个解释，而是为我们的经验研究铺。但实际中，我自己在写这个模型的时候也感觉到，之前可能有一些没有想清楚的东西。只有真正写理论模型的时候才知道，问题的关键在哪里。我非常简单的讲一下我们的模型。首先说一下我们的结论和猜想：第一，党的组织资源向高租金行业集中；第二，高租金行业的回报要高于低租金行业的回报，人数也高于低租金行业，市场化导致党的组织资源向高租金行业进一步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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