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献的贡献就是，给出对中国经济增长从平等到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解释。在文献中，就与 Joan Esteban 和 DebrajRay 他们在AER 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对政体的研究，政体影响主要是通过游说。他们的模型其实是一个信号博弈（Signaling Game），决定给哪些人资源，但是他们不知道哪个集团的生产力更高，这是一个私人信息，这些集团就会发送信号。谁更容易发送信号呢？往往是那些财力更雄厚的，因为他财大气粗，有财力去游说，就会把更多的资源给他们，这样就会发生资源的错配。我们等于是给出了一个非制度下的解释。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高收入差距并存的问题。你把资源给了能力比较强的人，那么就可能产生收入的分化。我们的模型选择一个重复博弈（Repeated Game）和马尔科夫均衡（Markov Equilibrium）。发表之后我们现在还在改进，希望不用重复博弈，把经济增长给写进去。现在的模型没有经济增长，主要是一个横向的比较，如果把经济增长写进去，就要有资本的积累，一旦有资本的积累，写模型就比较困难。

　　第二篇文章是我和陈斌开写的一篇文章，陈斌开原来是林毅夫的博士，现在中央财经大学工作。我们提的问题是基础设施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有可能超过了社会最优需求，从而可能降低居民消费。我们想解释的是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大的储蓄，为什么会有经常项目盈余，我们这篇文章就想看看起了多大的作用。

　　我们知道中国起的作用非常大，投资很多，对经济是不是扭曲作用，问题的提出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当然最简单的想法就是一个直接效应，收税，将税收用于投资，就会挤出居民消费，居民消费自然就会下降。我们想看到的是一个间接效应，的投资会不会有扭曲。第一，可以得到便宜的银行贷款，用大量土地获得大量便宜的贷款，由于资金比较便宜，有可能投资过度。第二，之间的竞争可能导致超额投资，为了吸引企业投资，将基础设施建设的非常好。比如天津的滨海新区，为了打造良好的投资，要建一座世界上一流的歌剧院，邀请的咨询团队都是美国纽约林肯中心的人。我估计这个项目一下子十几亿就下去了，那短期内能不能见效呢？我想大概短期内是不会见效的，滨海新区本来没人住，你还期望人开车去滨海新区看演出。这是一类典型的竞争导致的过度投资。投资往往对工业企业有补贴，因为他吸引的都是制造业。我们看一下之间竞争主要是在竞争制造业，为什么竞争制造业呢？制造业迁移起来较方便，你不竞争，他就跑到其他地方去了，另外制造业的市场大。它不像服务业，服务业只能服务一个地区，市场容量有限，制造业的产品可以卖到本地，可以卖到全国，甚至可以卖到全世界去。但是制造业的劳动回报率要低，它比服务业和农业的劳动回报都要低，资本利润就会上升，但是资本所有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这些原因都可能导致居民消费比例下降。这里给大家看一副图，我们可以看到的储蓄率要超过居民的储蓄率。居民的储蓄率 37.5%，最近这些年的储蓄率都超过45%，所以的投资非常大。我们这里的数据，是用的省份的数据，但我们有一个新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基本建设投资里头有三项，一类是道之类的真正的 Infrastructural 投资，第二类是资本性投资，最后一类是其他的投资（包括水库等），这样看的话它的投资主要是第一项，所以我们大概把它看作基础设施投资。我们首先做了一个简化式的回归（Reduced-form estimation），什么是简化式的回归呢？简化式的就是把你的解释变量放在右手边，被解释变量放在左手边，直接做回归。被解释变量就是居民消费占省的 P 的比重，右手边放基础设施投资占省的支出的比例，还有一些控制变量。 vi 是省的固定效应， vt 是时间固定效应。我们控制了什么呢？第一个是收入占 P 的比例，这就是第一个直接效应（挤出效应），我们还控制了人均 P 和它的平方来控制结构转型，然后控制国有企业的劳动力就业份额，还有控制了国际贸易，这些都是可能影响居民消费的变量。我们这里并没有把所有的变量都放进去，你可以说变量还不够的，但我们这里主要关注的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例，我们这里只控制主要的变量，并不需要控制所有的变量。所以我说做经验研究，也是要讲一个故事，而不是说要找出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这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 P 的比重上升一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占 P 的比重会下降二点八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很大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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