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的许多预言都已经实现了。不过，有一点至今还是例外。1985年春天，我在随杜润生先生前往温州调查的上，听到传来的，大意是中国不能出现百万富翁，不能走两级分化的道。到达温州的时候，当地人也正在热烈讨论。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温州一些民营企业家的身家财产早就超过了百万，分明已是百万富翁，怎么办？讨论得出的结论是，企业家的私人财产只有很小的一部分用于自己和家人的消费享受，大部分还是用于生产——如果把消费资料与生产资料恰当地分开来，温州和中国就“还不能算已经有了百万富翁”。既然如此，的就不算被了吧？
仅仅过了十年，个人的消费性财产超过百万的例子在中国就不胜枚举。数千万的世界级名贵跑车在中国热卖——那可不是“生产资料”。2000年的前后，全球顶极奢侈品的专卖店纷纷在上海深圳开张，市场说这里是成长最快的奢侈品市场。由于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力量，很多专业人士包括工薪家庭，也进入了百万富翁的行列。所有这些，可以不无理由地被看成经济成就的象征。但与此同时，统计和报道、国内外学界的调查、以及对社会生活的直接观察，都表明今天的中国还有不少生计、平均每天收入不过1美元的贫困人口。
学者们用“吉尼系数”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状况，发现后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拉大的趋向。这类测度可能忽略了一点，即“收入的获取是否合乎公义”并不是定量技术可以描述的。姚明的高收入是一回事，们卖官鬻爵的收入是另一回事——真正痛恨的是后者，因为其收入不合公义。可是，关于收入差距的测算并不能划分这个及其重要的区别。其实，真正存亡的严重问题是，即使根据反贪部门公开发布的案例，人们也看到利用公——显然不合的收入——的趋势在中国有增无减。
除了当事人的水准外，贪污的趋势到底与什么有关？对此，曾提出过一个理论。在本文开首提及的《中国的前途》里，五常指出，就竞争稀缺资源而言，人类社会形成了两种基本的经济制度。一种以等级制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防止稀缺资源被彻底。另一种就是产权制度，即以财产的界分来划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空间，以刺激生产、交换、分工与合作。更推测，当第一种经济制度转向第二种制度即市场经济的时候，将大量发生，因为原来的等级无可避免地要争取最高的“租金”。这个过程甚至可能形成一种独特的“秩序”，即“制”(institutionalized corruption)。后来的中国经验的确表明，不仅仅是启动的一种伴随物，也是支持的腐蚀剂、甚至是终极的致命杀手。转型经济怎样应对制，是一项严重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