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参加这次会议的时候，正是中国春小麦的收割季节。此刻在华北农村的田野上，有一副壮观的画面：成千上万台拖拉机和收割机，顺着庄稼成熟的线跨村庄、跨市县、跨省份移动。这些拖拉机和收割设备，有私人的，有多个私人拥有并集合到一个合作社或一个股份公司的，也有“公司”承包给私人经营的。他们作业的范围，早就超越了一个个“集体”的狭小范围，惟有一个复杂的市场合约网，才把他们与数目更加巨大的农户、合作社、公司制农场的收割服务需求连到了一起。甚至也参加了进来，一道道紧急颁布的命令，不但要求沿途高速公对这些农机分文不取，而且要求提供良好的服务。这是经历了30年的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产权与合约构成了所有活跃的生产活动的制度基础。
本人不一定看到过“产权界定”的理论表达。可是，邓的之道就是产权界定并寸步不移。这套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一直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一种说，邓的逾越了“一大二公”经济的最后边界，因而了经典社会主义。这个忽略了继续维系一个不断支付昂贵的组织成本的体制的巨大代价，这一点，人们通过比较的中国与拒不的那些国家经济表现上的显著差别，就可以获得深刻印象。另一种认为，基于承包合约的产权远不如“全盘私有化”来得彻底和过瘾。这种则看轻了制度变迁所要付出的代价：只要过时的观念和既得利益缠住了相当多的人群，任何“激进和彻底的”在实际上寸步难行。甚至，制度选择的“最终目标”也受制于交易费用的状况。例如，这次我们大家到芝大开会，都要借助属于市政的“公共通道”。为什么不把天下所有的“公”都彻底化为“私”呢？答案是费用。每人一条专用的道显然太过昂贵，于是社会退而求其次，在保留“公”的同时约束人们的行规范。
不为任何所动。他始终一点，无论如何也要容许中国人在实际的约束条件下从事制度和组织选择的探索和试验。任何产权、组织或合约形式，只要被证明可以促进生产的增加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就乐意运用自己的动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标题下为之提供承认。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一套非常实用主义的策略。但是，有了科斯以来经济学的进展，我发现在中国的实践经验里，包含着具有很高普适性的道理，这就是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
2006年，我访问了浙江东部台州市松门镇的一家民营公司。创办人叫江桂兰，是位农家女，中学毕业后打工10年，1991年靠私人借贷来的20万元，办起了这家塑料制品厂。四年后，江桂兰在广交会上向别人转租来的六分之一展台上，与外商签订了第一个出口合同。又过了十年，江的公司已成为肯德基全球用餐具的主要供货商。等我到访的时候，江的公司有1000多名工人，每年出口600个集装箱制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