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究竟怎样对待真实过程里的资本家呢？前苏联模式得出的了一个的结论——“消灭资本家，消灭一切剥削”。但是，这样一来，把资本家节约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的职能也一并消灭掉了。问题是，交易费用并没有随着资本家的被消灭而消失。社会主义经济仍然面临节约建设成本、生产成本、制度成本和组织成本的严重问题。结果，把资本家打翻在地的社会主义国家，只好由自己来扮演“总资本家”的角色，即用“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法权”(列宁)来管理国民经济。几十年的实践结果表明，中央计划体制不但运行成本奇高，也并没有完全消灭“剥削”——作为等级制替代产权与市场合约制度的产物，官僚替代了资本家的剥削；在“大锅饭”的体制下，多劳不能多得的，天天受到“不多劳却多得”行为的剥削。这个结果应该出乎家当初的预料，它当然要被反思。不允许把重新冒头的民营企业一打下去，多试试、多看看，意在探索把复杂问题分开来处理的径。前苏联和中国自己的历史教训时刻提醒着中国的决策者，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非要把资本家连同创业、市场判断力、组织和协调生产的能力一起抛弃呢？
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他执掌中国后不久，就高度肯定了历史上“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容毅仁，并大胆决策划出一笔国有资本交付荣先生全权打理——这了“国有资本+企业家”的新经济模式。还运用自己的权威，多次对“傻子瓜子”这个事件，不准再鲁莽地民营企业家。这位老人一次又一次耐心地问：允许这些企业家的存在，难道真的就危害了社会主义吗？
越来越多的人得出了正确答案。随着企业家的存在被广泛认为是“对的”(right)，创业当企业家就再次成为中国人的一项(the rights)。以来，中国发布了多个政策文件、通过了多部法律，并数度修订，逐渐承认并了普通人缔约、创办各类企业、按投资要素分配收入的。据一项权威发布，到2007年底，中国的民营经济约占国民生产总值50%，非农就业的70%，税收的30-40%。这是前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的。
从1985年5月开始，连续几年推动“价格”。这意味着，原来由国家和控制的物价，要放开由市场决定。此前，中国已形成了一种“价格双轨制”，即按计划指令生产的产品由国家定价，超计划增产的产品则按市场供求决定价格。这个过渡性的体制，在显著刺激增产的同时，也造成分配方面的混乱：同一个产品的“市场价”高于其“计划价”数倍甚至十数倍，以至于任何有“门”的人，都有机会把计划轨道上的产品倒卖到市场上而大发。一时间，“寻租”盛行，反感。邓和他的同事们决心推进价格，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