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国非常平常。比起华为的任正非、阿里巴巴的马云、吉利汽车的李书福、蒙牛的牛根生以及其他大牌明星般的民营公司老总，江桂兰过于普通了。不过，要是在前，江的公司就是比现在小一百倍也容易“举世知名”——在那个时代，任何“雇佣”工人的企业，绝对都有机会作为“资本主义的典型”而登上新闻的榜首!同样是私人办公司，从被看作“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到被戴上“民营企业家创业”的挂冠，满打满算也只不过30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当然要提到来自实际经济生活的压力。一方面，在“短缺经济”下商品和服务的长期匮乏，满足不了城乡居民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单一公有制经济又容纳不了日益增长的就业要求，特别是不能吸纳包产到户后出来的巨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两方面压力的汇集，中国以更灵活的方式组织经济。
于是，在单一的公有制制经济的身边，出现了野草般顽强成长的“个体户”。当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回城的下乡知青在旁摆摊出售“大碗茶”。他们雇佣或利用家人劳力，靠私下筹集的小资本捕捉种种市场机会。一些个体户取得了成功，而日益扩展的市场要求他们进一步扩大生意的规模。结果，“个体户”开始越出了“家庭劳力加二、三个帮手”的规模，向着雇佣更多工人的“私人企业”方向演变。挑战来了：社会主义中国怎么可以容许“资本主义剥削”的？
对传统思维而言，私人拥有生产资料，雇佣、特别是雇佣工人超过7人以上的企业，当然就是“资本主义剥削”，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这条马克思和前苏联模式划下的这条铁的界线年完成了“工商业社会主义”后，也再也没有逾越过。现在，突破了传统戒条，是不是“走资”的疑虑中国。
同时高举与社会主义两面旗帜的，抓住了一颗瓜子破解难题。80年代初，安徽芜湖个体户年广久炒卖的“傻子瓜子”受到市场追捧，生意迅速扩张。1981年9月，年氏父子三人从雇4个帮手开始，两年内发展成一个年营业额720万元、雇工140人的私人企业。“傻子”当上了老板，争议也从芜湖一到了。如何定夺小小一颗瓜子里面的？
我当时供职的农村政策研究机构是杜润生领导的，他组织了关于“傻子瓜子”来龙去脉的调查，并把有关材料报到了的案头。记得当时传回来的小平，斩钉截铁就是“不要动他”四个大字!其中，最了得的还是那个“动”字，因为这一个字就包含了“运用的强制手段给予和打击”的全部意思。既然历史经验显示过去那套做法效果不佳，小平的意思就是多看看、多试试，再也不准用手段对待像年广久这样的民营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