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的，启迪了一代中国人，也启迪了他本人。作为1978-1982年一位的在校大学生，我感受到那几年涌动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想法、新冲动，无一例外都来自多年封闭后对外部世界的观察、比较和思考。无论欧美日本，亚洲四小龙，还是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所有当时在经济成就方面令中国羡慕的经济体，没有一个套用苏联计划模式的。这些经济体都允许“看不见之手”发挥基础的资源配置作用。他们的经验说明，价格机制并不是洪水猛兽，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胆试一试？
最后一个层面最为隐蔽。的哲学，是相信每个普通人都具有改善生活的持久动力。国家要富强，要推进现代化，就必须充分发挥每一个社会和所有基层组织的积极性。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才产生了上文提到的中国式界定和把企业家请回中国的政策。新的问题是，当了个人、家庭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之后，如何协调(coordinate)十数亿人口爆发出来的竞争致富冲动，就成为新的经济体制必须解决的问题。倾心于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是因为他认识到仅靠国家计划之手，根本不足以应对后如何协调整个中国经济的新课题。
叙述至此，我们也许要为一件事情而感到遗憾，那就是科斯教授从未访华，因此也没有与先生谋面的机会。不过，我猜想他们俩可能会互相欣赏。科斯在1937年创立的公司理论，出发点是覆盖整个经济的“完备的市场”，由价格机制配置一切资源——这也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理论出发点。但是，年轻的科斯早在1937年就发现，价格机制并不免费，因为完成市场交易的成本常常极其昂贵。为了节约由科斯在科学上首先定义的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内部似乎不用价格机制、靠企业家的权威和计划来协调的“公司(firm)”就应运而生了。
的出发点是另外一极，即囊括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在这里，国家用“看得见之手”的权威和计划协调整个国民经济，固然因为消灭了一切市场交易而不再受到狭义“交易费用”的局限。但是，科斯定义的另一种成本即“组织成本(organization cost)”，却每日每时困扰着这个超级国家公司。领导的，出发点就是降低超级国家公司的巨额组织成本。为此，他提倡分权战略，通过对重新界定的认定，激发了个人、家庭、基层组织和地方的积极性，还同时把企业家协调和价格机制协调一并请回到中国经济的舞台。
我们有幸目睹了历史性的一慕：一个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离开了“看不见之手”支配一切的理论原点，向企业家协调与价格机制协调并用的真实世界出发；一个实事求是的家离开了计划经济的，向市场与计划并用的体制前进——他们“会面”的地方不是别处，恰恰就是的中国!当然，在“看得见之手”与“看不见之手”之间，边界尚没有完全厘定，摩擦和冲突时有发生。但是，“两手”之间充满意识形态、非白即黑的那一页已经翻过去成为了历史。新的认知是，计划组织与价格机制可以在一个经济体里共存并用，并以实际的运行成本为依凭来彼此之间的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