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期后续的研究将呈现以下几大趋势：一是在依国背景下根据税收原则，我国必须加快立法进程，如何进行的立法将是重点。二是“营改增”后续涉及的财政体制、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划分及地方税体系的建设等问题的研究也刻不容缓。三是在“营改增”全面推行过程中，我国税收征管体系将面临诸多挑战，如何理顺国税、地税在税收征管方面面临的问题也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四是自全面实施“营改增”以来，财税部门陆续发布了针对金融业的“营改增”补充政策，这也说明了金融业“营改增”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另外，生活服务业与居民的生活密切相关，但对生活服务业的研究却乏善可陈，因此，针对金融业、生活服务业方面的研究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最后，随着“营改增”试点的全面推开，数据采集、样本量选取、指标细化方面会更加完善，深入的量化分析研究将不断涌现。
近几年，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都是国际贸易领域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从复印报刊资料《国际贸易研究》2016年全年转载来看，全年共转载文章112篇，“全球价值链”相关文献被转载18篇，占年度全文转载比高达16%；从年度索引量上来看，全年国际贸易领域索引为2500条，以“价值链”、“增加值”或“垂直专业化”直接命名的文献为142条，占年度索引总量的568%。
理论界对于“全球价值链”选题的关注主要基于以下理由：首先，以来，我国凭借加工贸易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但是，其中近2/3的贸易属于中间品贸易，且这种普遍性的生产环节在不同国家的分解已成为新的国际贸易背景。其次，中国巨大的贸易额（特别是中外的贸易顺差）引发了其他国家的担忧。从全球价值链背景出发，客观地认清中国从对外贸易中获得的贸易利益是十分必要的。再次，全球价值链问题不仅仅是贸易问题，它还是国际竞争格局问题。一国在价值链中的地位体现了一国在国际分工上的竞争力，处于价值链低中端的新兴经济体打破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格局，向价值链中高端发展也是促使全球竞争格局发生变化的过程。最后，世界数据和统计方法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客观基础。当前，我国正面临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型的机遇期，研究通过何种机制才能实现贸易的转型升级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总之，从现实情况看，任何一个国家对经济问题的考量都已经不能脱离“全球价值链”这一背景了。
从学术文章发表上来看，关于“全球价值链”领域的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关于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因素的探讨。随着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转向探讨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因素。刘海云、毛海欧（2016）认为，无论是在规模效应还是结构效应下，对外直接投资（OFDI）都能提升制造业出口的增加值。郭晶、刘菲菲（2016）则认为，除FDI可提升贸易增加值外，服务要素的投入亦对贸易增加值的提升起推动作用。（2）部分文章关注贸易利益的测算。张幼文、周琢（2016）在要素流动的视角下提出，竞争力分析应以收益为前提，并且一国的竞争力与本国要素的收益相连。在此条件下，他们测算了收益—要素权属下的中国贸易竞争力，在剔除国外要素的影响后，中国仅在纺织业、纺织服装和皮革制造业上具有比较优势。（3）更多文献关注于“全球价值链”与“国际经济传导”方面。倪红福、夏杰长（2016）主要就国际垂直专业化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进行了讨论，重点分析其对外生需求冲击的放大作用。他们创新性地区分了全球价值链稳定运转与遭到的不同情形，认为初始冲击对全球贸易的影响与垂直专业化的状态密切相关。当全球生产网络体系正常运转时，国际垂直专业化不但不会放大初始需求冲击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球贸易的下滑。（4）以全球价值链为背景从多角度切入选题。除传统的测算国际分工地位、测算贸易利益外，有学者提出我国应从嵌入全球价值链到主导区域价值链，要以“一带一”战略为契机确立我国在区域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魏龙、王磊，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