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在对供给侧结构性的必然性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探讨了如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的问题。“十三五”规划提出，“必须用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加大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市场化力度，调整各类扭曲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完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和机制，最大限度激发微观活力，优化要素配置，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必须以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为目标，实施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支柱，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夯实实体经济根基，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这指出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的“明确的”、“清晰的思”、“具体的任务”（方福前，2016）。学界和政策研究界在此基础上做了精深探讨：分析、明确了供给侧结构性的原则、要点、政策手段等问题，对体制与创新在供给侧结构性中的重要性做了深入研究；从宏观、中观、微观的视角对中央、各地区、各产业、各企业如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做了初步的分析，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实施方案。例如，金碚（2016）认为“经济政策的运作，实际上就是要创造一种让企业既有动力也有能力进行结构调整和创新升级的经济”，宏观需求管理与供给侧并不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两者搭配的“组合拳”，应以适当的需求调控为供给侧铺垫景气条件。陈小亮、陈彦斌（2016）分析认为，“供给侧不具备宏观调控手段所需的逆周期调节能力，也不满足宏观调控手段所要求的可测量性、可控性、对目标有着可预计影响这标准，故而不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的常规手段。未来中国仍然应该将总需求管理政策视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并且通过加快货币政策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和深化财税体制等举措提高总需求管理政策的有效性。”范必（2016）提出，“供给侧结构性不应抽象地市场化方向，而是应当具体为体制亚型的市场化转型。首先，分析现有体制是属于计划体制或双重体制的某一种亚型；其次，明确目标是建立市场体制中的哪一种亚型；再次，建立从计划体制亚型或市场体制亚型向市场体制亚型的径。”从而提出供给侧“链式”的思。孔祥智（2016）提出农业领域的供给侧的主要内容，包括“通过土地制度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生机勃勃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结构调整实现农业领域去产能、降成本、补短板；通过粮食价格体制和补贴制度去库存，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粮食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