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是新古典体系的坚定捍卫者!我当然知术界不时对新古典经济学有的声音，但长期以来，同许多新古典经济学的者一样，我一直认为者都是些不懂新古典经济学的外行，不值得一驳，新古典的基石是牢不可破的!离开了这块基石，市场经济就没有了理论基础!现在看来，这是一种致命的自负!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新古典经济学也可以为计划经济提供理论依据，兰格的计划经济理论就典型的新古典理论。
但回过头来看，可能是天性中对真知的，尽管我对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不疑，之中我也一直感到它像一件裁剪得过紧的衣服，让人难以地伸手迈脚。我一直以为自己在沿着新古典经济学规划的道前行，事实上，我还是不时地偏离了它的径。但直到2008年夏天之前，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2008年7月中旬，罗纳德·科斯教授在大学组织了一次中国经济转型研讨会，我应邀参加，提交一篇题目为产权变革、企业家兴起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论文。如标题所示，这篇论文分析了过去30年企业家在中国是如何出现的，又是如何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科斯研究所所长李·本哈姆(Lee Benham)是我论文的评论人，他评论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一篇非常奥地利学派的文章。(This is very Austrian.) 他的话让我恍然大悟!啊，原来，我更是一个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而不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
李·本哈姆的这句话让我开始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刚好这段时间我正在读马克·史库森写的《朋友还是对手:奥地利学派与学派之争》(中译本)，这本书使我意识到，尽管我一直以为自己的是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但事实上，我的思想更接近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我对市场的有着米塞斯和哈耶克那样的彻底性，而不像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那样不时有所保留(学派经常把干预从后门引进来)!当然，与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经济学相比，学派和奥地利学派更像朋友，这可能是在对奥地利学派知之甚少的情况下，我长时间把自己往学派靠的原因。
1984年读研究生期间，我曾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提出了双轨制价格的思，另一篇论述了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回头来看，这两篇文章都可以看作是米塞斯-哈耶克理论的应用。正是因为认识到，由于信息不完全和知识的分散性(这是米塞斯和哈耶克在上世纪30年代有关计划经济的大争论中核心观点)，价格的合理化只能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现实的价格只能趋向均衡而不可能达到均衡，我才提出价格的关键是转换价格形成机制，而不是改变价格水平的观点，并由此提出通过双轨制逐步放开价格的政策。如果严格遵循学派的新古典价格理论，价格合理化就可以或者一步调整到位，或者一次放开到位。同样，正是因为认识到企业家在市场运行和经济增长中的主导性作用，我才发出了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的企业家呼吁，并三十年如一日地把企业家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领域。企业家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占据中心地位，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是没有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