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派进行研究，它们的毕业生知识面很宽，说起学术门派头头是道，甚至能讲出一些有名的西方经济学家的逸闻趣事，但经济学基础知识不扎实。我曾遇到过一些名牌大学毕业的西方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出国后甚至听不懂西方大学的微观经济学课程。我从一开始就把西方经济学当作真正的经济科学，当作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工具，而不是研究对象，更不是的靶子。这使得我在学习中总是试图掌握它的分析方法和逻辑体系，而不是寻找它的内在矛盾和。新古典经济学已经成为一个非学化的理论体系，为了真正掌握这个理论体系，我又专门选修了数学系的几门课程(包括微积分、概率论和线性代数)，参加了数学系几位教员组织的运筹学和线性规划研讨班。由于我所在的学校没有主流经济学科班出身的老师教我，我就组织了一个六人读书班，包括经济学系研究生和青年教员，还有一位数学系的高年级学生(后来考上了经济学研究生)。我自己一边自学，一边自告奋勇给读书班的其他授课。为了当一个合格的老师，我必须对教科书上的每一个公式、每一条曲线、每一个进行严格的数学推导，这让我受益匪浅，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学习的最好方式是当老师。到1984年底拿到硕士学位的时候，主流经济学已成为我知识库的学术基因。

　　主流经济学有不同学派，学派可以说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典范，也是我的最爱，弥尔顿·弗里德曼对价格制度的优点和市场干预缺点的分析非常令我折服，我有关中国经济的一系列文章充满了强烈的。弗里德曼对我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我后来工作单位(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研究所)的一位同事给我起了一个维迎德曼的绰号!当然，我知道我的新古典观点他是不赞同的，我们之间经常发生争论。

　　1987年10月，我被工作单位派去大学，1990年10月我又回到大学读博士学位，到1994年8月回国工作，我在总共学习了五年。通过五年的训练，我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础变得更加扎实，我对主流经济学的最新发展(特别是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也有了更多了解。因为几乎所有我学到的经济学的新理论都是在新古典范式上发展出来的，新的经济学理论不仅没有使我对新古典理论体系产生怀疑，反倒强化了我研究工作中的新古典风格。这一点可以从我的博士论文和之后发表的文章看出来。当你可以用一个严谨的数学模型分析企业内部制度安排甚至斗争时，那是一件多么令人惬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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