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济学家来说，他只是思想和的生产者。他的主张能否被采纳，与他的水平有关，也与时机、运气和执政者的思维有关。但在生产这个环节，没有谁不想生产出更多、更高质量的思想，从而获得广泛认可。这是公平的竞争，由此可以验证、衡量出张维迎的智慧和贡献。那些对张维迎指指点点或者肆意贬低的人，在中国思想市场上的影响力，都低于张维迎。对国内最权威的经济学《经济研究》的论文做个统计，结果也应能证明我的结论。张维迎思维之纯正、逻辑之精深，以及学术之和学术态度之坚韧，在50岁至70岁这个年龄段的经济学家中，无人能及!
张维迎是个有远见、有骨气的学者，其博弈论、产业经济学、企业理论及有关企业方面的理论，在学术界、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着广泛影响，他的一腔热血和对这个民族的责任心也让人。但面对中国现实，他注定是孤独和无奈的，这是杰出学者共同的倾向。看他写的文章，我常想起远古传说中的夸父--他跟夸父一样勇敢、、坚韧、一腔热血。当然，我一直希望结局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应该是不一样的。
大学期间，我学的是经济学专业，经过四年的学习，我对传统经济学的逻辑体系和基本理论已融会贯通，按照当时的标准，应该属于一位优秀的毕业生。1982年2月在西安举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我有幸认识了茅于轼先生和杨小凯先生，茅于轼先生的择优分配原理让我耳目一新，小凯的分工理论也令我大开眼界。与他们相识成为我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所以，一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我就决定系统学习西方经济学，尽管我的研究生专业仍然是经济学。当时被称为西方经济学的东西，也就是现在称之为主流经济学，其实就是西方学术界讲的新古典经济学。
当时中国有些大学经济系设有西方经济学专业， 实际上是把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