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主要受下述研究的激发：如何寻找到经验上现实可行的通货膨胀动态模型（Taylor, 1980）。这项研究的致命缺陷（Achilles heel）是：它需要假定某种形式的劳动合同，尽管从经验基础方面可能是合理的，但很难同微观经济理论相一致。

　　由于凯恩斯主义传统，过于依赖“工资和价格不能实现市场出清”的前提，因此，新凯恩斯主义研究的第三波，旨在解释为何会这样。它们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假设。比如：企业在选择改变价格时面临“菜单成本”；企业向工人支付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效率工资”，以提高工人的生产率；以及工资和价格的制定偏离完全等。

　　曼丘（1985）和阿克洛夫与耶伦（1985）指出，在企业具有市场影响力（market power）的情况下，针对价格调整所进行的私人成本收益计算和社会成本收益计算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因而粘性价格的均衡可以是私人（或近似）的、而社会方面则是高成本的。

　　Blanchard和Kiyotaki（1987）表明，私人激励和社会激励之间的这一差异，部分源于总需求的外部性：当一个企业减价时，它提高了真实货币余额、从而提高了对所有企业的产品的需求。Ball和Romer（1990）表明，真实刚性和名义刚性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因此，旨在避免相对价格变动的任何动机，都将加剧名义价格的惰性。

　　回顾起来，上述各种新凯恩斯主义研究，都比它们当时看起来的那样，更具相关性和互补性，即使对从事上述研究的人们来说亦是如此。例如，把一般均衡的早期研究视作思一条是有吸引力的——这类研究通过假定预先设定的价格，为自己播下了的种子。事实上，目前的阅读清单已很难看到这类研究。然而，当价格不会即时变动以平衡供给与需求时，人们可以看到同“经济如何运转”相关的思想的进展。

　　例如，对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第一波和第二波之间的关系，它们非常有趣、但很少被人注意到。具体而言，人们可以把第三波视为第一波所凸显的凯恩斯主义体系的核心内容的构建。当企业拥有市场影响力时，它们索要一个超出边际成本的价格，从而它们总是希望在现行价格下卖得更多。

　　在某种意义上，如果所有的企业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市场影响力，那么产品市场通常会处于过度供给状态。产品市场的这一理论，通常同具有高于均衡工资的劳动市场理论相联系，比如效率工资模型。在这种情况下，广义的超额供给的“凯恩斯主义”体系，并不仅仅是经济的一种可能结果，而是一种典型的结果。

　　在我看来，上述三波凯恩斯主义研究，意味着对于短期宏观经济现象，关于看不见的手的失效的一种内在一致的微观经济理论。我们理解了存在价格刚性时市场如何相互作用、预期能够扮演的角色、以及价格制定者在选择是否改变价格时所面临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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