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并不是政策领域的经济学家忽略了近来的理论发展，而是相反：联储局的包括一些最优秀的年轻经济学博士；而不论是党还是党ZF，经济顾问委员会都从国家最顶尖的研究性大学挖掘人才。现代宏观经济研究没有在实际政策制定过程中得到广泛采用的事实，是它几乎没有用于这种目的的、初步认定的。作为科学，相关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对于宏观经济“工程”则没有明显的贡献。

　　除了首都的走廊，还有另外一个经济学教授竭力向更多的听众出售物品的地方，此即大学课堂（undergraduate classroom）。我们这些经常给大学生讲课的人，把我们的工作视为“生产”对好政策的原理有良好理解的市民。我们对授课材料的选择，受“什么对下一代投票者重要”的影响。

　　如同政策制定者一样，大学生通常对“为理论而理论”的理论没有什么兴趣。相反，他们的兴趣在于理解：现实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公共政策如何能够改进经济绩效？除了计划进入研究生院和以学术经济学家作为职业的很少的学生，大学生的视角是工程学的、而非科学的。因此，留意我们选择什么教给学生，是很有用的。同时，再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地方，能够比广泛采用的大学教科书，能够表明我们究竟在教授什么了。

　　上述六部教材的共同点是，每部书至少有一名经济学家受过MIT的研究生教育，而MIT是杰出的工程类学校，占支配地位的宏观经济学传统是萨缪尔森和索洛的宏观经济学。在上述所有教科书中，教授给大学生的基本理论是某种版本的总需求与总供给，且总需求的基本理论则是IS-LM模型。同样的经验可从细阅大学一年级水平的最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看到：利用某种版本的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可以最好地理解短期经济波动。

　　我并不是试图表明，随着宏观经济领域的演进，相关的教育是停滞不前的。同30年前相比，目前的教科书格外强调古典货币理论、长期增长模型、以及预期的作用。目前对可以制定出什么样的可实施政策更缺乏自信，同时更为强调政策规则、而不是相机抉择的货币和财政行动（尽管对政策规则的现实重要性尚缺乏）。尽管如此，当代学生用以学习和理论经济周期的基本框架，仍然是上一代凯恩斯主义者熟悉的框架。

　　能够表明上述规律的一个例外，是罗伯特•巴罗写的中级教科书，初版于1984年。巴罗的教科书为针对大学生的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清晰、容易理解的新古典方法的入门。此书包含了凯恩斯主义模型，但在教科书稍后部分被、简化，且给予很少的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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