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问题、同时也是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制度变化，并不一定同我们目睹的货币政策的改进相联系。Laurence Ball和Niamh Sheridan（2005）考察了大样本的许多国家，表明通胀目标制的采用，无助于解释近来的低而稳定的通胀。不仅在这些采用通胀目标制的国家，还是在那些没有采用通胀目标制的国家，货币政策都得到了改进。

　　全球范围的通胀结果的这种改善，或许是因为：世界经济不再不得不去1970年代所经历的那种供给冲击；或者由于中央银行从1970年代的经历中，学会了应该竭尽全力避免高通胀。不过，该表明，通胀目标制并不是好的货币政策的先决条件。

　　在这一点上，格林斯潘下的美联储就是一个例子。按照Alan Blinder and Ricardo Reis（2005），阿兰•格林斯潘无疑是“最伟大的活着的中央银行家”。确实，在绝大多数报道中，在他的领导下，货币政策运行得相当好。不过，

　　在他掌管美联储的时间内，格林斯潘避免任何政策规则，而是重视借助于声明的灵活性。如下表明了格林斯潘（2003）如何为他的选择辩解：“某些家曾经认为，这样一种政策太随意（貌似斟酌）、太难以解释。某些人下结论说，联储局应该通过对正式政策规则处方的单独反应，尽量令操作更为正式。然而，任何沿着此方向的方法将导致经济表现的改善的说法，常令人质疑的……规则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是简单的，但当经济中存在显着的、不断变化的不确定性时，它们不能代替风险管理范式，而后者显然更适于政策的制定。”

　　不过，尽管格林斯潘讨厌政策规则，通货膨胀在他就任美联储期间却是低而稳定的。与基德兰德和普洛斯科特想法，格林斯潘证明，中央银行在显着地舞弄酌情权的同时，中央银行能够产生合意的结果。

　　寻求宏观经济理论实际影响的另一个地方，是财政政策分析。布什ZF在2001年和2003年的减税，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案例；这部分是因为它们是近来主要以财政刺激对抗衰退的尝试，部分是因为我作为两年的经济顾问委员会，非常熟悉作为这一政策基础的大多数经济分析。

　　可以肯定的是，布什减税政策的设计，有多方面的动机。例如，儿童信贷的扩张，基于哲学和社会哲学的考虑，同基于经济的考虑同样多。不过，经济顾问委员会和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投入很多，因此考察一下他们使用的工具将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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