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宏观经济学家带到地球上的目的是解决实际问题，那么圣彼得最终将通过我们对经济“工程学”的贡献来判断我们。于是，让我们问问：经济周期理论在过去几十年的进展，改进了经济政策的制定了吗？或者，按照更温和的目标，宏观经济科学的进步，改变了那些涉足政策过程的专业经济学家如何分析和讨论经济政策了吗？

　　寻找到回答这些问题的的一个地方，是劳伦斯•梅耶（Laurence Meyer）优美的回忆录《在美联储的一个任期》（A Term at the Fed）。1996年，梅耶离开了大学经济学教授的职位，作为一名优秀的经济顾问、以6年时间，成为美联储的主管（governor）。他写的书，对于最接近货币政策制定的经济学家如何看待他们的工作、以及他们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分析经济，提供了一个窗口。

　　此书给读者留下了如下一个清晰印象：经济周期理论的最近进展，包括新古典和新凯恩斯主义，对于实际政策制定的影响接近于零。梅耶对经济波动和货币政策的分析是睿智的和细微缜密的，但没有显示出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任何痕迹。

　　对于那些受过盛行于1970年左右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教育、并完全忽略此后的学术文献的人来说，他的分析几乎是完全熟悉的。梅耶的世界观如果是他的特有癖好，也许很容易作为老掉牙的东西而抛弃，但它不是。它是界上的中央银行中占据顶尖职位的经济学家的典型做法。

　　学术界一个很流行的观点是，他们中央银行受到“规则还是相机抉择”文献的强有力的影响，尤其是始于Kydland and Prescott（1977）的时间不一致研究。人们通常将两大制度变化与这些学术贡献相联系：一些国家（比如等）中央银行性的不断增加，以及全球许多国家采用通胀目标制并作为一项政策制度。

　　这些制度变化，反过来同货币政策的改进相联系。根据这种思，我们应该为许多国家在过去20多年经历的低而稳定的通胀，而感谢基德兰德和普洛斯科特。

　　这种沾沾自喜的看法，会遇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观察到的制度变化，充其量只能同理论文献提出的问题做松散的联系。一个的中央银行，与一个规则约束的中央银行，并不是完全相同的。美联储很久以前就拥有较高程度的性，但甚至对它自己也没有承诺某种政策规则。即使通胀目标，亦是更接近对意向的声明、以及联系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对某一政策规则的承诺。本•伯南克（2003）曾称之为“受约束的相机抉择”（constrained discre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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