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在宏观经济学发展中的“缺席”也与危机前二十年的经济有关，那正是所谓的“大缓和时代”(Great Moderation)。新兴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全球需求和世界贸易稳步攀升，世界经济经历着持续性增长和低通胀。与此同时，产出、通胀和资产价格的波动性却在下降。这些使宏观经济学界志得意满，中央银行的政策似乎已经成功地降低了产出和通胀的波动性，并且奇迹般地驯服了金融市场的波动性，正如“历史的终结”那样，经济不稳定的历史似乎也迎来了终结。在这种过分乐观的下，主流宏观经济模型普遍地对金融因素给予了“”的忽视，或者以一种无足轻重的态度视之。
正如科学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葬礼而取得前进的，经济学是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发展起来的。上世纪三十年代世界的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主义，而六七十年代的“滞涨”现象则导致了预期和真实商业周期理论的大发展。在对金融危机的反思和争论中，经济学家们逐渐认识到，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模型，包括他们奉为圭臬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 Model)，存在严重的问题，金融部门应当在宏观经济学中扮演更为核心的角色。事实上，像金融泡沫、债务、流动性螺旋和激励扭曲等更为现实的金融因素，正是那些曾经成功预测到本次危机的经济学家思想中的共同因素。自此，经济学界开始接受货币非中性的，将金融因素纳入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通过对近百年来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金融危机的梳理和研究，开始建立金融部门和实体部门的联系纽带，力图理解金融失衡的产生机理及对金融稳定和经济周期的影响，从而开辟了宏观金融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在理论上扭转了实体经济运行和金融部门运行长期相互隔离的局面。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宏观金融研究的兴起与全球经济金融化的趋势密不可分，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严重，已经成为当代人类经济体系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目前，全球P为75万亿美元，全球股市市值为85万亿美元，全球广义货币总量为91万亿美元，全球债务余额攀升至215万亿美元，全球不动产总价值达220万亿美元，而全球金融衍生品合约名义价值总额则高达550万亿美元。经济金融化程度的加深和社会融资结构的变化赋予了金融体系自身的运行形态，改变了传统经济周期的运行轨迹，使金融因素在理解整体经济波动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长期以来，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阵地一直被经济周期理论所占据，在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各领的争论中，宏观产出、商品和服务价格、劳动力市场、技术进步等领域成为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