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诉讼表现形式之一，即“通过对材料的非法处理，如通过隐匿、伪造、变造、毁损等行为，为虚构的法律关系提供支撑，以获取非法利益。”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恒定标准，是实现司法公平的重要基石，也是当事人自己的重要依据。就何种资质的材料可以被所采纳的问题，西南大学教授潘金贵在《》一书中指出：“原则上一个要为法院据悉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都必须同时具备双重资格，即能力与证明力。”
同时具备证明能力和证明力的才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理论上，能力涉及资格问题，具有性，即一种材料能否为所采用;证明力解决的是事实问题，即一种能否对案件事实起到证明作用，若有证明作用，又是有多大的证明作用，在对其评判过程中享有较大的裁量权。但可以确定的是，符合司法需求的必须具有“三性客观性、关联性、性。所谓客观性，即必须是一种客观事实，不以主观意志转移;其次，要求与待证案件事实有较强的关联性、逻辑性，从而能够说明案件事实;性则表明的收集来源、使用方式等符律。
当然，不同部门法对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标准有不同的要求。就民法所调整的法律关系而言，《民事诉讼法》对所需之立法体现为“高度盖然性，即在符合三性的基础上，要求具有可被推定的认可性;就刑法所调整的法律关系而言，《刑事诉讼法》要求所列能够绝对排除合理怀疑，因为扮演了证明案件事实真实性之唯一方式的手段，在符合三性的基础上，高度盖然性已不再适用对生命处罚的标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刑事诉讼法》对的证明力要求更为苛刻。
刑诉标准与民诉标准有所区别，但这种区别也只是体现在要求组合严密的标准上，本质上并无差别，均是本着“依断案”的原则。虚假之所以近年来大量出现，其一是由于经济、科技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种类，如电子，这种形式的便捷化与信息网络的发展化让行为人伪造的难度降低、成本降低，用低成本造假，换来高的收益;其二，现行登记体系的不完善让行为人有机可乘，虚假多表现为虚假合同，虚假债权债务，当双方提起虚假诉讼时，由于登记制度在区域与区域之间衔接不当，造成信息沟通不对称，难以察觉;其三，法律法规对制造虚假的行为人力度不够，当一种不当行为愈演愈烈时，应该采取普遍性的威慑制度，然而针对时下虚假的泛滥，我们并没有建立起这种普遍性的规制体系。
第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之间恶意，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权益的，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