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是“”结束、后，是选择从政还是、担任党派负责人还是同时继续要求参加中国。到东北后，宋则行到东北人民统计局工业处任研究员，参与新中国统计制度的创建。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他曾多次到鞍钢、和沈阳的一些大中型企业进行实地调研，并主持公私合营的普查工作。从抽样调查到工业普查，宋则行干得热火朝天。在东北统计局工作的三年，是他感到最充实、最愉快也最有收获的一段时间。但这期间，始终有一个阴影在他的头上，这就是“海外关系”。所谓“海外关系”主要是指与最好的同学杨叔进的通信关系。二人同在中央政大、南开经济研究所学习（而且都是同届）。宋则行1945年赴英留学，杨叔进1946年赴美深造，1954年获得威斯康辛博士，后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经济事务官和经济协调处处长。杨是辽宁法库人，有一个患病的哥哥。宋则行到东北后，他从泰国写信来代问其哥下落，随后寄了一笔美元烦为转交。由于二人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加之英国皇家经济学会每个季度都有刊物寄来，而当时的东北统计局是全国最早创建的统计局，属于国家一级保密单位（连记载数据的笔记本都不准带回家），由此被作为“特嫌”加以内控（后升至由中央调查部直接管理）。1952年东北财院成立，宋则行调离他心爱的统计系统，到东北财院（辽宁大学和东北财经大学前身）教授经济学并任教研室主任。从此之后，“海外关系”一直与他纠缠不清，历次都拿出来说事。虽然反右斗争侥幸过关，“”终未逃脱，除此之外又加了一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帽子进行，甚至导致腿骨骨折。但凡事也有转机。1964年中央调查部到家找宋则行谈话，大意是说杨叔进在远东经济委员会“表现很积极、很进步”，希望宋则行能继续写信，让他为中国多做些贡献。这样一来就彻底解决了“特嫌”的问题。80年代后期杨叔进任世界银行高级专员，作为世行代表多次访问中国，成为各级的“座上宾”，他也为世行批准对华无息贷款做了大量工作，这些都被视作宋则行的“工作成绩”。及至宋则行的斯拉法访华与其会面，更使他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改善。此后，宋则行曾先后任经济系副主任、主任，辽宁大学副校长、校文科学术委员会、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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