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宋则行中学毕业后，本想报考大学，无奈家境所限，只得报考了全部官费的中央学校大学部经济系。当年报考4000余人，录取140人，最后毕业128人（统称“政大八期”）。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学校历经三次搬迁，先至江西庐山再赴湘西芷江，最后抵达重庆郊南温泉。颠沛中，宋则行仍地学习，先后接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通俗读物，研读了马歇尔、希克斯等经济学家的市场经济理论，毕业前阅读了凯恩斯的《通论》，从而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1939年大学毕业，宋则行被分配到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从事出口贸易管理工作。本意是想多接触一些实际工作，结果差强人意，主要是帝国主义与官僚资本、，与当时的初衷相去甚远，故而萌发再度深造的念头。但另一方面，两年的出口贸易管理工作，也为以后撰写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

　　1941年，他考入迁入重庆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南开经济研究所从1935年开始在国内首创培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至1948年共招收十一届、59人，宋则行为第五届（统称“南开五届”，共7人）。师从李希敏（美国伯克利博士）、吴大业（“南开四吴”之一，哈佛博士）、陈振汉（哈佛博士）、崔书香（陈振汉夫人、哈佛硕士）等先生专攻经济学。从此，他一头扎进经济研究所图书馆丰富的经济学原著的书堆里，成天埋首于马歇尔、庇古、凯恩斯、琼▪罗宾逊、希克斯等的著作中。其时，正逢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的重要论文《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传入中国，立即引起他对其新颖的“试错”理论的浓厚兴趣，并在1942年发表在《新经济》（半月刊）的《经济建设远景和近》一文中，用一定篇幅阐述了兰格的观点，认为“计算价格”有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的运行。这是他对中国如何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最早和初步的探索。1943年，在导师陈振汉、李希敏的指导下完成了《国际贸易利得之来源及其衡量》的硕士论文，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

　　研究生毕业后，经南开经济研究所老师何廉（经济研究所所长、时任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方显廷（经济研究所研究主任兼任中央设计局调查研究部主任）推荐，到中央设计局工作，任资金组组长，兼任南开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参与《战后五年经济计划草案大纲》编制。当时，何廉认为“计划经济”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取向，方显廷提出了一些具体方案，宋则行进一步提出更具体的方案，认为计划经济制度建立是一种远景，为此一定要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张国营事业，控制私营企业的发展方向，控制全国的消费市场，实现对外贸易由局部国营到全部国营，继续加强对外汇的管理，以及控制全国金融。在开始崭露其经济学才华的同时，宋则行的一个重大收获是结识了湖北天门才女、萧何后代、在同组工作的肖端清女士，她年轻俊秀、才貌超群，后考入金陵女大（现南京大学，是当年的校花，宋的好友滕维藻曾评价其“较之庞曾漱（浙大皇后之一，因滕为浙大毕业生）有过之而无不及”，工作后成为中国统计战线的“四大名旦”之一）。两个人从相识、恋爱到结终身之盟，前后不到一年，这也成为他之后负笈海外、回国效力的巨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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