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读高中和上大学时，宋则行曾接触过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的通俗读物，由于当时对旧社会的不满和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书中的理论观点对他颇具吸引力，并在心中暗自折服。在南开经济研究所学习期间，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但对苏联模式颇有微辞。

　　剑桥学习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认识得到进一步的，这与其两位导师的学术倾向和学术观点有很大关系。宋则行在三一学院学的主要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但他的两位导师非常有特点：斯拉法是英籍意大利经济学家，早年是意大利创始人葛兰西的亲密朋友，后成为凯恩斯的得力助手。他从20年代后期起编译《李嘉图著作和通信全集》（全十卷），他个人的主要著作是1960年出版的《用商品生产商品》，正是这部不到一百页的小却对马克思的价值为生产价格（简称“转形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由此奠定其界经济学界的地位，被称为“斯拉法”，并与“凯恩斯”相提并论。罗宾逊夫人更是毫不逊色，堪称当代最著名的女性经济学家之一。她是凯恩斯同时代人，其学术贡献完全有资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而之所以没有获，一是因为论资排辈，二是性别歧视，三是倾向（主要是凯恩斯，同情马克思）。不仅如此，她的也好生了得，先后有两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一位是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55—1956年拜琼·罗宾逊为师，取得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1998年因其在福利经济学方面的杰出贡献获得诺；另一位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1966——1970年琼·罗宾逊做博士后，2001年因在信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获得诺。如此说来，宋则行应为这两位诺得主的师兄。正是斯拉法和罗宾逊夫人两位导师的和学术倾向对宋则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此期间，他还认真研读了《资本论》，以及保罗▪斯威奇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甚至还阅读了英国工党理论家斯特拉彻、艾德礼、盖茨克尔等人的著作。但在这些著作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两位导师的著作。他曾深情地说道：“我后来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学研究上做到实事求是，不，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我的导师对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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