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回国后，宋则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边学边教、边教边学。1956年应人民出版社之邀撰写《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问题》（1957年出版），这是他第一本学习、研究马列原著后的一部专著，尽管受当时主义的影响，但在“”中还是被误认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毒品而遭。在1961—1963年理论界比较宽松的年代，主要围绕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固定资本更新与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关系等在《经济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曾引起经济理论界的争论后被普遍认同。1983年，为参加全国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大会撰写分析马克思资本构成理论的论文并获。之后围绕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劳动价值论、生产性劳动等问题发表（撰写）一系列论文和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做了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宋则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发展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价值和生产价格等研究方面，他力图在东经济理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他曾深有体会地说，作为经济学，马克思的经济学与经济学总有某些共通之处。例如，“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同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理论就是相通的”“哈罗德的经济增长模式，撇开它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分析这一根本缺陷不谈外，仅就这个模式的基本方程所表达的数量关系而言，与我们所概括的马克思增长模式有相通之处” “后凯恩斯的经济增长模式更接近于马克思的经济增长模式，从分析方法看甚至可以说它是对后者的回归” “现代经济学界提出的经济增长理论最接近于马克思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是以琼▪罗宾逊和卡尔多为代表的后凯恩斯经济增长模式” “从分析方法上说，斯拉法体系和马克思体系所应有的逻辑和历史的方法是相吻合的”。在这里，宋则行通过对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综合和新剑桥学派的增长理论和价值理论的比较分析，力求找出其中的共通之处，避免厚此薄彼，力争做到扬长补短、相互沟通。而且，在论文中还进行了大量的数学分析，充分显示了其扎实的数学功底，这在中国老一代经济学家中也是为数不多的。

　　宋则行一贯强调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学以致用，在分析借鉴经济理论的同时，更重视运用其为中国现实经济服务。他在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方面的贡献，主要有：

　　一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和发挥作用。如前所述，早在大学期间，宋则行就对兰格的“试错”理论、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强调计划与经济相结合，同时指出中央体制的弊端。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时的错误，曾提出要发挥价值规律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1979年，进一步提出区分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两种层次中计划和市场调节相结合。1986年，提出增强企业活力、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必须具备微观基础和市场体系两方面的条件。上述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相互连贯的，对促进我国经济体制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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