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重择是剑桥毕业后，是选择留在英国或去美国享受个人优厚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还是回去报效祖国振兴中华。当时他在南开的老师何廉在美国，写信约他赴美，被他婉言谢绝了。原因之一是对祖国的眷恋。他在写给未婚妻肖端清的信中说：“到外国去享福，虽然非常诱人，如果自己的国家处在倒也罢了，偏是多事之秋，正当祖国的时候，躲在国外，逃避现实，等国内局势安定后再回来坐享其成，我想你我都不会这样做的。”原因之二是未婚妻肖端清的影响。宋则行赴英后，1946年10月12日，肖端清结束了在中央设计局的工作，考入南京金陵女大政经系，上学期间积极参加，曾与彭佩云（1945年—1947年在西南联大社会系、金陵女大外文系学习，后任国务委员、全国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一起联合主办过壁报（彭佩云主编、肖端清副主编），作为京沪苏杭豫五区联合团执委、团发言人之一参加到教育部，并当选金大学生自治会七名委员之一（分管文书）。作为积极要求进步的知识青年，肖端清曾多次写信介绍国内政局发生的变化，并与宋则行共同探讨人生和祖国未来的发展前途。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加之对爱人的眷念，对婚姻和家庭的渴望，遂使宋则行义无反顾，毅然回国，决定用自己的学识为祖国做出贡献。
第二次重择是上海解放后，是选择继续留在上海还是到东北参加解放区建设，投身东北的经济和教育工作。1948年9月回国后，宋则行原想回到母校南开大学工作，但因经济研究所在战火中遭受重创，迁到昆明西南联大的图书资料一时难以运回，恢复工作短期难见成效。无奈只能回到上海，在何廉筹办的、以金城银行为靠山、方显廷任所长的中国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主编《经济评论》。在此期间，他先后发表了《▪管制▪国营》和《原则与经验和联姻》等文章。但他对此很不情愿，在写给夫人肖端清的信中说道：“我实在不愿意再写这种、帮闲的文章了”。1949年3—4月间，在严重的下，上海中国经济研究所停办，《经济评论》停刊。这时，他不得不暂时到上海暨南大学经济系兼任教授。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除在暨大执教外，复旦大学聘请他去做工商管理系主任，南开大学、广州岭南大学纷纷寄来了聘书。这时东北财经委员会的招聘团也来到上海。由于有了出国前后的工作经历，宋则行深刻认识到只在书斋里读书、写文章远远不够，必须做些扎扎实实的实际工作。经过与夫人商量，他谢绝了各个学校的聘书和兼职，毅然决定参加支援东北的建设。1949年9月，宋则行和与他怀有同样抱负的南开同学汪祥春（南开第六届，东北财经大学教授）、方秉铸（南开第八届，辽宁社科院研究员）、张隆高（南开第八届，辽宁大学、南开大学教授）等一起来到设在沈阳的东北统计局，自此在东北这片沃土上深深地扎下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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